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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何以抵达大革命的门槛——遵循托克维尔的视角

      发布时间:2013-07-11 14:35:00 点击:
       

      一、前言

      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爆发了震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大革命。针对这段历史,诸多历史学家以绘声绘色地写过,鉴于此,托克维尔[1]不想再一次重绘这段历史,而是选择对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研究。[2]为了让自己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托克维尔选择立言,而不是构建自己的历史功绩。[3]基于他人工作与自身的原因,托克维尔选择了以评价历史的方式,向世人推出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4]

      任何著作必有其价值,有价值的事物,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托克维尔站在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这段历史。在本书前言中,读者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在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力求公正,不偏不倚,向世人剖析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何以抵达革命的门槛。[5]

      二、问题的提出

      托克维尔在本书第一编重新界定了大革命的性质    法国的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6],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7],而是在于摧毁旧社会中的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及与这类制度存在联系的一切事物,即使带有贵族制与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事物,也要将其彻底革命。[8]而这类体制以及体制之内外的事物终究会被历史的浪花所淘尽,只不过法国大革命以一种突然和猛烈的方式将之终结。这也正是大革命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这种休克式的革命方式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西欧狭小和联系紧密的诸国中,大革命何以在法兰西,而不是在德意志,英伦三岛爆发?[9]这也正是本书主旨之所在。托克维尔将在本书第二编和第三编向读者剖析法国社会的独特性,构成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三、法国何以抵达大革命的门槛

      托克维尔在本书的第二编和第三编中,从法国独特的社会结构的和结构构成要素固有的特质和革命推动手以及改革自身的缺陷等四个层面构成了对第一编提出问题的回答。

      (一)法国独有的社会结构

      法国独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体系。在托克维尔发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人们将中央集权体制归之于大革命独有的历史功绩,但是托克维尔在基于对公共公告,省级会议记录,各阶级的陈情书研究,创造性的提出:所谓大革命独有的历史功绩    中央集权政治结构    在旧制度中早已存在,与过去集权政治结构存在的唯一的差别是,此时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权力更集中,受到的制约更少。[10]

      在大革命的前夕,法国旧的行政制度中,表面上给人以规章和权威多种多样,各种权力错综复杂;法庭间接参与立法权;城市体制多种多样,权力来源也各不相同。然而在这些旧制度的残余中,逐渐建立起一个相对新颖或者相对改造的事物。这个改造的事物就是托克维尔在书中向人们呈现的“御前会议    总督    总督代理”的中央集权的权力体系。御前会议处于权力体系的顶端,由国王所统帅,这个机构之前只不过是发表国王决定的一个机构。这是这种独特的身份,使得它的存在不为世人所注意。[11]而总督直接受御前会议的领导,由于总督的担任人员往往是普通人员担任,这些人多担任的职务并不为贵族阶层所妒恨,甚至担任总督被贵族视为一种耻辱。[12]总督是中央在外省的代理人,拥有极大的权力,掌握一方行政司法财政大权。[13]在总督之下设立总督代理,总督代理直接受总督的领导。主要负责财政区税收的征收。这是在此种体制之下,贵族的权力逐渐被排除在统治权之外,他们所享有的是财产上,也就是免于纳税的特权。统治权逐渐被一个全新的阶级所掌控。而这个中央集权统治体系也给了新阶级逐渐掌握一切原本属于其他阶层所掌控的权力,不仅如此,而且社会上公共救济以及公共决策权也逐渐被这个新阶级所垄断。同时被世人称之为大革命功绩的政府管理监督体制以及行政法院和官员保证制也是旧制度下的体制。以上三种体制构成了法国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14]

      正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法国人民对政府极度依赖,法国人民已离不开政府,但是这样的政府本身是不受限制的,往往也就在客观与主观上造成了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就要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政府将舆论、法制、公共工程纳入到政府工作的权限内,然而这些本不属于政府的权限被政府所践踏,丧失了它们原本应有的功能。[15]

      权力的集聚反之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形态[16],这主要表现在,贵族、新资产阶级以及农民脱离农村,涌向城市;而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而这表现为首都巴黎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国的精华。然而这种形态本身存在固有致命的缺陷。[17]

      社会结构第二个重要的表现在于原子化个人的造就。在旧制度生活下的人表面上看起看起来是很一致的,或者说在他们彼此之间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因为历史的演变[18]和现实的中的原因[19],让贵族、第三等级和农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体。[20]

      原子化的个体在旧社会中追逐自身的利益,正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加剧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矛盾[21],衍生了国王卖官鬻爵的贪欲[22],造成了法制的瘫痪,最终导致了政治自由的毁灭。[23]

      (二)社会结构构成要素固有的特质

      托克维尔在本书第二编第十一章深刻剖析了生活在旧制度下原子化个体所具有的特质。也就是笔者小标题指出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独特的性质。读者读完托克维尔之前所论述的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全面的了解法国政府的形象,那么也就无法了解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

      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指出,这只是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然而要对旧制度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解,就必须挖掘社会结构构成要素的内在本质     法国各阶级具有的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基于上述的论述得出法兰西的独立精神和公共自由已经完全消失,以为所有的法国人对王权都是同样的百依百顺,那么托克维尔将会告诉读者这是对法兰西民族最大的误读。

      在旧制度下的贵族虽然不关心公民们的普遍自由,但是由于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长期发挥着它无可争议的伟大品格,对自身力量的自信使得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的头上,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贵族甘愿冒着最大的危险。所以贵族成为社会躯体抵抗政府滥用权力最有抵抗力的部位。教士同样是国民中最独立的团体,他们亦不允许政府不尊重他们特殊的自由。资产阶级基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样维护着自身的自由。所以法兰西民族具有热爱自由的特质,然而这种自由也存在固有的缺陷,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伟大。[24]

      (三)法国文学政治

      托克维尔以及向世人呈现了法国旧制度下的不平等以及法兰西民族热爱自由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是直接导致大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民还需要一个新制度的蓝图,而这副蓝图将指引着法兰西民族义无反顾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而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法国文人给法兰西民族构建了一幅完美的政治蓝图,然而由于法国文人给法国人民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给法国人民带来无限希望,同时也带来惨痛的灾难。

      法国文人与英国文人不同,这些人从不担任公职,掌握权力,卷入政治;但是法国文人又与德国大部分文人不一样,从不过问政治,纯粹研究哲学与美学。法国文人时刻关心着与政府相关的事情。他们深入探索政治体制的基础和起源,考察其结构和性质,批判其设计和弊端。他们维护自然权利,以理性的原则和抽象的政治哲学为依据,构建起一个深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蓝图。[25]这是文人领导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话语权革命,他们抨击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他们的思想具有非宗教倾向,这也促使了法国人民盲目的反宗教,导致了宗教在法国的悲惨命运。

      然而正是这种乌托邦色彩的思想,抽象的理性构造却在法国民众中拥有广大的市场。他们成为人们闲暇时聊天的话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吊诡的现象?在托克维尔看来文人的政治哲学超脱于具体社会,在政府和社会问题上始终追溯更具普遍性和自然性的事物,因为他们政治哲学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点燃了人们普遍的热情,激起了民众传播的欲望。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到,法国的社会是不平等的,但是法兰西民族骨子里就有热爱自由的特质;长时间内他们看不到医治社会的良方,于是见到文人的这种政治哲学,就像见到了稻草。文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舆论的掌控者和政治领袖者。[26]

      然而由于法国文人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就导致了他们政治哲学的局限性。[27]法国文人终日谈论政治,然而他们事实上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他们盲目的相信理性,构造理论,脱离实际,在政界根本就少有,甚至就没有作为。他们用道德去评价政府的一切,把政府设想成一个完人。然而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其后果也就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灾难。

      任何社会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必须依靠一个基点,这个基点也许是政体本身,或者是宗教与习俗。然而18世纪的法国民众具有普遍的非宗教倾向,这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基点,导致了法国民众精神失常,无可攀附,同时也无处栖身。[28]

      (四)法国上层改革的失败

      同时路易十六改革的失败,或者说路易十六的改革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在本书中的第二编的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三遍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吊诡的问题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触怒了人民,托克维尔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引人深思;但就是这一系列问题,托克维尔让读者看到法兰西民族的特质,农民宁可忍受更残酷的压迫,但是不能接受没有正当理由的奴役[29];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政治改革需要公开和阳光[30];还让我们看到过分的索要自由,势必会被自由所奴役[31]……

      (五)结语

      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最后给读者提的问题[32]可谓是画龙点睛的大手笔。托克维尔在本章之前就一直在阐述和回答就是这个问题。法国社会结构、个人的原子化,文人政治的推动以及政府改革的缺陷,势必会爆发一场以行政革命为导火索的大革命。故事到此也将告一段落,但是托克维尔已经把这个问题阐述的足够清楚了,至于以后的事情,那是以后的工作。[33]



      [1] 托克维尔(1805(乙丑年)-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2] 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的第一段这样写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身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大革命的研究”。(P29

      [3] 托克维尔在与他友人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通信中道出了他为什么选择研究大革命:“重新尝试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点什么,那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P2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3.

      [5] 托克维尔在研究大革命的方法是“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托克维尔将去考察法国在大革命前所颁发的敕令,阅读土地清册,各阶级的陈情书等。托克维尔意识到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方式,得出的结果将会得罪已被革命的贵族,同时也会触怒革命的民主派;但是托克维尔站在历史的角度,向世人宣告:“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感到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P34

      [6] 大革命何以以一场宗教的形式展开?这是宗教的特质决定的。宗教往往是理念的事物,拥有普世性价值,基于此宗教也就能超越一切国界。法国大革命正是在普世性价值指导下展开的。托克维尔在书中论述道“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P53

      [7]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反教会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因为大革命的所追求的是平等。而教会的往往与等级和特权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反等级与特权的时候,教会必然会成为牺牲品;但是教会本身与大革命的目的无关,以致于在大革命达到了它的目的之后,宗教从等级与特权中抽离出来后,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P47

      [8] 托克维尔在本书第一编的第五章将这个问题陈述得很清晰。(P60~61)

      [9] “在罗马帝国灭亡废墟建立起的西欧诸国,已是文明殆尽,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际关系变得很险恶,庞大的欧洲社会分裂成千百个彼此迥异、互相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可是,在这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涌现出同一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并不是罗马法制,与罗马法是相对立的。”(P55)然而与制度层面相同的事物,在背后支撑制度的精神是否一致?这是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此时在欧洲城市共和国中再也见不到中世纪那种积极性、活力、市镇的爱国主义。(P57

      [10] 托克维尔在前言的第二种这样写道“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划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挑剔,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我始终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于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P29

      [11] 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所论述的“它自身的行动是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它始终有权而不伸张。这样它自身也就毫无光彩;或者不如说它消失在它身旁的王权光辉中。御前会议如此强大,无所不达,但同时又如此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注意。”(P77

      [12] “这些官员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封建旧贵族的残余面前黯然失色,仿佛消失在旧贵族的光辉中;正因如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总督,尽管他们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们来,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敬重,这种敬重总是与旧事物联系........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便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最贫困的贵族也不屑出任总督。”(P79

      [13] 托克维尔说道“总督是普通人出身,同外省丝毫无关,他们年轻,要发迹高升。他们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者买官职才获得手中的权力;他们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从行政法院里分离出来,但又代表行政法院,正因如此,按照当时的行政语言,他们被称为派出人员。在他手中几乎握有行政法院所拥有的全部权力;从初审起,便行使所有权力。像行政法院一样,他们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总督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P78)

      [14] 托克维尔在第二编的第五章第一段总结道“现在,让我们重述一下前三章所讲的内容: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有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切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这些岂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制吗?同今天相比,其形式不太明确,步骤不大规范,其存在更不稳定;但这是同一事物”。(P99

      [15] 托克维尔在本书第六章详细论述了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下的行政风尚。(P103~112

      [16] 托克维尔在第二编第七章开始就阐述道“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他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P113

      [17] 托克维尔在第二编第七章点出城市巴黎特殊地位的致命危险“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已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间猛烈毁灭,很大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乃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P117

      [18] 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形成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第三等级掌权(主要是资产阶级),贵族逐渐丧失了统治权。然而在这种状况下贵族的在财产上的权力依旧得到保证,贵族的经济地位没有改变。然而在初期三级会议贵族经济地位的取得是建立在统治权的基础上的,领主之所以有统治权是因为他们为这个社会担负一定的义务。当贵族不再承担这些义务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贵族衰落的时候。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人们会说,在人类制度中,如同在身体内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来乃像以往一样运动,然而却是枉然,当这赋予生命的火焰最终熄灭时,一切顿时落入衰弱与死亡”。(P120)

      [19] 贵族在旧制度中逐渐衰落,然而却保留着经济上的特权。贵族的寄生虫角色,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农民对贵族既恨又爱。农民痛恨富人免税,穷人纳税。税收是横亘在贵族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然而这道鸿沟又是如此地容易被跨过。因为贵族的身份是可以买卖的,每一个农民毕生的努力就是跨过这道鸿沟。所以这也造成了,农民对贵族的痛恨,农民对农民的反叛。另外贵族在三级会议初期与资产阶级共同享有统治权,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随着贵族的衰落,资产阶级独掌大权,贵族与资产阶级也不断发生冲突。他们从原来的同盟,战友转变为陌生人甚至是敌人。托克维尔在第二编的第九章(P123~137)着重阐述了原子化个体的形成。

      [20] 托克维尔在本书第二编第八章这样写道“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然而,在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一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们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生活”?(P118

      [21] 统治阶层有区别的增加税收,扩大了农民阶层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不平等,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22] 国王为了增加收入卖官鬻爵,出尔反尔让政府名誉扫地,政府的公信力降至冰点。然而整个法国依旧在这样一种体制下运行。

      [23] 纳税的权往往是人民制约国王的权力,也是政治自由的保证。然而法国国王却抛弃了这一法则,这也就决定了法国之后的命运。托克维尔在本书一针见血的指出“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施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在那个时代,正如我说过的,法国的政治机构和英国的政治机构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它们就像两条线,从邻近点出发,但沿着略不同的斜度伸展,结果两条线越延长,相隔越远”。(P139

      [24] 托克维尔如是指出“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反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须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养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P159

      [25] 托克维尔在书中这样指出“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考察其结构,批评其总设计。”(P180

      [26]托克维尔在书中这样写道 “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旧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变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合乎理性。逐渐的,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的那个理想国里了”(P186

      [27] 法国文人特殊的处境造成了纸上谈兵的现象“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就为他们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得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就敢于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藐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P181

      [28] 托克维尔在第三编的第二章末尾这样指出“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大多数伟大政治革命中,攻击现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大多数宗教革命中,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一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治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破坏的同时,民事法律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P196~197

      [29] 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致于仇恨对象消失后这种激情一眼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托克维尔给出的回答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统治。无疑还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些乃是主要原因。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们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他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如果他们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与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种种盘剥又与他有何相干?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农民仍旧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P72~73

      [30] 路易十六进行了在其统治生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改革,尤其是税务的征收是不公开,这导致了人民的不信任,同时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公开,导致了他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也造就了他个人的悲剧。托克维尔在本书的第三编的第第四章和第五章深刻的阐述了这一悖论的始末。(P209~225

      [31] 民众,尤其是像法兰西深受压迫,受到不平等对待而又热爱自由的民族,很容易走向自由的反面,即被平等的奴役。事实上这样的悲剧确确实实发生在法兰西民族的身上。

      [32]第三遍第七章的标题“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33] 托克维尔在本书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批评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很明显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本身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后的第三年托克维尔与世长辞,人们无法看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更进一步的思考。但是不管如何,托克维尔已经向世人展现了他雄辩的论述和深邃的思考,他将永远是一座供世人仰望的丰碑。



                                                                         知行文科试验班2010级学生   吴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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