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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旧制度

      发布时间:2013-07-11 14:39:00 点击: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

      —— 《旧制度与大革命》

      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2]

      然而,在这浩浩荡荡的大革命之前,看似是革命产儿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经成型。并且,他直接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也对后来法国社会的构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走出旧制度的关键,就在于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原子化的个体之间构造一个缓冲器——即有活力的社会。而这一点,托克维尔认为应该取经美国,这也就是他上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的意图所在。

      首先,本书开明宗义地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承认欧洲也因此而羡慕我们,但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并且,“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3]托克维尔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法国在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托克维尔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文告、会议记录和三个等级的陈情书,做了大量详实的文献综述甚至还做了一些实地的考察。

      法国的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托克维尔在书中也没能给出一个较为让人信服的解释,只是说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了进行这项困难工程,旧制度政府曾参照一张事先已深思熟虑的蓝图;政府只是听从某种本能,而这种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独揽大权,政府官员尽管多种多样,但这种本能却始终如一。”[4]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的表现,他做了详细的描述:

      第一,架空贵族。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贵族曾是与王权相敌对的阶级,他们既有资产有地位,同时又有着治理的丰富实践经验,是昔日法国政治自由强有力的保障。但是,这一曾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灾济贫的阶级却在路易十四时代渐渐归于消灭了。

      在政治上,国王任用没有贵族身份的平民出任行政官员,处理政务。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贵族不再是掌权阶级,沦落为只享有身份特权的封闭的种姓。但同时为了补偿他们失去的政治权利,政府为他们保留并新增了很多令人民反感的特权。“贵族不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这是的农民觉得贵族不过是一群剥削他们的邻人。而在此之前,人们还会觉得为了获得他们的统治与保护,可以忍受一些剥削,现在却完全无法忍受了 ”[5]
          在生活上,他们还把居住地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此与土地失去了直接联系,虽然没有了领导,但是租金却丝毫未减损。一方面,农民没有了贵族的治理变成了一堆原子式个体;另一方面,贵族因为只保留特权而与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6]

          其次,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将新兴的资产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对他们不再负有什么义务。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 所以连托克维尔也感慨道,农民本应联合贵族推翻专制统治,但到头来却是国家与个人联手消灭了贵族。
        

      第二,取消地方自治。18世纪的法国,“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7]中央政府有意在全国推行立法、行政的一致性,实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的规章制度,以克服封建制度的多样性,建立一个服从于国家权威的、单一的社会。这里对照秦代的政治,在战国时期,秦国由于变法直接统治了每一位国民,因而具有空前的资源动员能力,可以在兼并战争中大获全胜。但统一后却又因为规模的扩大而短命而亡。可以想见,一个事事都管的政府必然是庞大的,并且一直处于神经高度紧绷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自然是不可以持久的。就这样,地方的自由和独特性在中央集权的侵蚀下逐渐消失,地方不再有独立的政治生活,各地法国人趋于相似。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城市自治和教区管理,并控制了地方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了节日庆祝问题。”[8] “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墙垣,必须获有御前会议的裁决。”[9](可见当时中央政府涉足社会管理的程度之深已与大革命后所建立的体制无异。“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厂、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物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10]因此,大革命前,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行政权力已经逐步侵吞了城市与农村的自主与独立。而一旦地方自治被剥夺,地方权力被抽空,人民也就只能听任强大的国家权力肆意扩张,为所欲为。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11]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12]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13]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也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14]米拉波侯爵也曾说过“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第三,司法独立的泯灭。在中世纪,欧洲大陆上虽然实行巡回审判制度,但是法官大多仍旧由贵族担任,没有官僚制度下的调任升迁的压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就如同英国大法官曾经向英王区分过职业理性和普通理性一样,贵族由于更加了解民情,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因而较之于国王更适合司法工作。但是路易十四以后,国家行政机构的司法权力不断扩展。御前会议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多司法机构制定的治安条例,在“大革命前40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部分不经御前会议裁决修改”[16]。此外“御前会议依照调案不断对依法律和司法惯例进行审理的案件进行干预,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御前会议自行处理”[17],因而行政和司法在也不具备往日的独立性,官员腐败的现象也愈加严重。最终“这种例外变成了普遍现象,事实演变成理论。”[18]不幸地,担忧终于成为事实,“王权确实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19]。在经历数十年的抵抗之后,到了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也被迫撤销,司法独立终于被消灭的一干二净了。


      第四,旧制度下的法国人相似并疏离,形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在普遍被基督教包覆的中世纪,人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像一捆柴火,虽然根根独立但总有纽带将其捆扎在一起,这种集体性的组织多少都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但中央集权制却彻底摧毁了这些传统的有着缓冲作用的中间架构,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中央的政权。一方面,所有人都处于同等地位,变得极为相似,“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20]另一方面,只有私人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沟通的渠道甚至没有了沟通与合作的必要,“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21]。在这种社会中,“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22]就这样,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当柔弱的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时,由于缺乏中间团体的保护,只能任由国家蹂躏。


      第五,人民与政治生活的绝对隔离。在高度集权的旧制度下一个直接后果是法国人民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的丧失,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萎缩。一切都必须依托中央的权力来加以推动实行,人民首先没有自我管理的权利,逐渐的,也丧失了自我管理的能力。托克维尔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也不禁感慨:“我看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记载清晰、井井有条、十分确切、堪称杰作。尽管知识已普遍进步,可是离我们的年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倒变得模糊、杂乱无章、记载不全而且混乱不堪。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23]如上文所述,贵族被集权政府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对司法和政治生活都极为生疏。

      更讽刺的是,那些没有政治实践经验,只会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法国文人,却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终日谈论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体制,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法国的“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24]他们总是妄图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推导出人类生活的全部规则,然而事实却残酷地让他们以失败告终。正如奥克肖特代表的保守主义的观点一样,托克维尔也可以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不那么盲目自信与人类的理性能力,认为人类理性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高度,因此更多的是需要经验和实践来支撑。

      但这些民众却对这些“文人哲学家”言听计从。由于“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5],“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26]他们处处求助于中央政府,以至于在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27]。一方面,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为真空,所以作家能在这里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 另一方面更让人吃惊的是,就连贵族也纷纷追捧这些所谓的“政治哲人”。“他们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容的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28]如此盲目的促进自身的消亡,实在令人惊异。


      第六,人们之间弥漫开来的危险的非宗教倾向。在此之前,“人们攻击旧有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29]这一点从之前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引领的宗教改革的热潮中就可窥见一斑。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怀着一腔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30] 并且,托克维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说“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31]但可悲的是,“它对于群众似乎有吸引力。”[32]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府的种种罪恶造成的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33]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混同各等级的平等、个人理性格格不入;教会也借此来阻挡作家们欲在现实世界树立的种种原则。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也是当时首要的,并且是最令人厌恶的政治势力,因此改革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34]“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35]而法国却将这一根本保障那么轻易而坚决地打掉了。“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36] 后来那场席卷一切的疯狂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照着以上几点,似乎不需要笔者在加以赘述,就可以看到这于今日中国现状惊人的相似性。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也许是惨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大革命之后今日重建的法国,我们也看到幸有托克维尔这般有责任意识的作家和众多的人对于大革命的反思与总结。这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既是警醒,也是良药。就如文章开头所述,“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37]。但愿中国可以成功复制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中国路径。告别旧制度,也与就是告别大革命的最关键一步。



      [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

      [2]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

      [3]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5

      [4]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8

      [5]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

      [6]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

      [7]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

      [8]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9

      [9]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0

      [10]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1

      [1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73

      [12]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9-81

      [13]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7

      [14]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3

      [15]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4

      [16]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

      [17]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6

      [18]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

      [19]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

      [20]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

      [2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

      [22]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6

      [23]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

      [24]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7

      [25]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8

      [26]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7

      [27]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9

      [28]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3

      [29]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0

      [30]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0-191

      [3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0

      [32]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0

      [33]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1

      [34]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5

      [35]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6

      [36]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7

      [37]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



                                                                              知行文科试验班2011级学生   朱子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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