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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与乐

      发布时间:2013-07-11 14:47:00 点击:
       

      我们知道,礼乐制度在儒家政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的基本施政原则。

      据《礼记·乐记》记载,丧服、哭泣之礼,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盾斧之礼,是用来调节欢乐的;婚姻冠笄的礼节,是用来区别男女的……[1]礼是后天所造,是人们经由社会实践而产生的道德行为规范,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做事时不脱离自己的轨道。其中,“礼”的节制功用得到了凸显[2]:“礼”是一种规定,一种秩序,一种外在的约束手段。

      进一步地,礼具有“昭明”的性质。我们知道,古时的礼被广泛应用在祭祀神灵,明确君臣关系上。由此,“礼”进而衍生出“敬”,即人对神敬,民对君敬。它明确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界限。因此,礼使人对待自己时节制,对待他人时则尊敬。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出“礼”的基本特征:它从外在行为、活动、仪表上对个体做出强制性的要求、限定和管理,并通过这种对个体的约束、限制,以维护群体组织的秩序和稳定。

      而乐则由声构成,声由音构成,而音正产生于人心。[3]因此,乐便是顺应人心之物,具有感化、化育人民的效果。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4]


      乐之所以和乃是因为其顺乎人情。乐发乎于人心,是人们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与生俱来的伴随之物,由此,乐相较其他外在之物,与人心便有着更多的契合点。因此,乐以传情,它打通了人们彼此之间的隔阂,用一种比语言更具情感性的方式去感染他人。情感相通,人们相互之间的结合自然更加紧密。如此,这便区别于“礼”——它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引导。“乐”通过情感的交流与协同,以实现群体与个体间矛盾的调和,以达到治理的目的。

      的确,礼乐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众多不同,但二者却并非是一对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们之间其实亦存在着诸多共同点。

      其一,二者来源相同。

      “礼”其实并非来源于外在的强硬规范,《礼记》中言:“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此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礼运》篇还形象地将人民的性情比作圣王耕作的农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农夫需要在农田中辛勤耕耘,才能有一年的收获;同样地,圣王以礼治国,其礼要符合人情、人心,圣王的农田就是人民的性情,这片“人情”的沃土便是治国之基。

      可见,作为理性秩序的“礼”其实是“人之情”的外在表现。“礼”、“仪”的根本在于内在的人情,而非外在的神灵。也即是,“礼”不以超验或先验的精神、物质等为“体”;而是以普普通通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际感情为“体”。

      《礼记·礼器》篇亦曾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人乃无往不在社会之中,人始终生活于与他人的关系中,所以,为了维系、扩展这些关系,人们必定会遵循一些特定的规则。因此,真正的“礼”乃是人民自发生成的,所以“礼”的本质乃是人情、人心。[5]

      其二,二者目的相同。李泽厚先生称之为“自然的人化”,即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指向将自然人演化为社会人,从而建立起更为优良的治理秩序。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常常感觉到,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往往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使得个体总要牺牲一己的利益、权力、幸福以至生命,以满足群体(家庭、阶级、党派、国家等)的要求、义务或利益。这便需要建立起一种超越个体并塑造个体的道德规范(“礼”),并使人逐渐认同之。然而,没有“乐”这种优良的载体,人们只能生硬地接受“礼”的规范,但却难以实现对它的认同。因为,“乐”并不与自然性、感性相敌对,亦不从外界来主宰、约束之,而是就在感性、自然性中建立起理性、社会性。它将种种带有理性色彩的规范下降至情感维度,将情感注入抽象的体制规范之中,使“天理”落实到人情,理性得以情感化,“礼”的面向便被塑造为普普通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际感情,而非是一种先验的自然法则。因此,“礼”通过“乐”这种最为人所易接受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以一种陶冶性情、塑造情感的方式建立起人的社会性,先验的理性便可内化于人心,具有实践意义上操作的可能性。

      如此,我们便可很好地理解“内乐外礼”这个概念了。乐主内,礼主外;乐主情,礼主理;乐主和,礼主别。因此,礼乐虽看似相异,但却相辅相成,它们最终的目的也殊途同归——构建优良的华夏治理秩序。  



      [1] 此处可见:《乐记·乐本》: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

      [2] 《乐记·乐本》: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由此可知,礼有节制好恶的作用。

      [3] 此处可见:《乐记·乐本》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4] 《乐记·乐化》

      [5] 与西方不同,中国那些看似神圣的准则或绝对律令其实质亦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本是一定时空环境下人类的行为准则,然而,为维持群体的生存与生活,一些伟人、领袖对这些个人的经验进行了群体性的调和,将人们的具体行为、社会风俗等实践性行为进行了理性化和体制化,从而抽象出一套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规则,并赋予其超越这个世界的神圣性质,由此经验便成了先验。例如,作为礼教轴心和中国古代诸道德根基的“孝”,便本是群体为维护、巩固、发展其生存延续而要求个体履行的一种社会性道德义务。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华夏古典时期的产物。但其经过礼制化及先验化之后,“孝”便成了“天之经,地之义”的绝对律令。“不孝”不仅违反人际规则,而且违反天道,当遭天谴。



                                                                       知行文科试验班2011级学生   高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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