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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经济学中的“规范”

      发布时间:2013-07-11 14:51:00 点击: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多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起也[1]

      ——荀子

      规范,又可称之为规则,是人们通过协商或者博弈来约束各自行为的制度或是习惯。它可以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义制度就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在现代社会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则是法律规范。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领域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问题,而往往忽视了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存在,正如布坎南在他的《宪政经济学》一书中提到:“从知识分子到一般社会大众,基本上都是制度盲。我们怀着既羡慕又嫉妒的复杂心情,看着那些聪明的大玩家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现行规则。众人竞相模仿的不是圣贤,而是那些耍小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比比皆是,智慧日益贫乏。[2]”就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而言,真正纯粹意义上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市场是一个基于特定规范框架下的、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这样的规范通过正式的、非正式的特定机构或私人来实施,从而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施加某种限制。因此规范在古典经济学中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而只有通过对规范的形成和规制的研究才能说明人类社会中的各类经济现象是如何运作的,合作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经济学中的“交换”和“贸易”等核心问题。正如汉斯·阿尔伯特指出,“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融入了一个宽泛的社会理论视角,能够被更好地发展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科学范式”[3]


      一、经济学的研究本质和方法

      经济学是一门理性的科学,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如实承认的基础之上。这里就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对于经济学来说基本的概念:

      1、经济学中研究的人是“理性的人”,是具有主体意义的人,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不同之处,自然科学研究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属于规范化科学;它可以使用归纳法从大量同质性现象总结出规律性,从而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从发生学上看,社会现象都具有个体性和独一无二性,是表意化的科学,因此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4]。而这种个体性和独一无二性就表现在社会科学中的规律都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各种社会条件与人的行为作用的“总的合力”结果。可以说,社会科学中的人并不是盲目的,是具有主体思维的,人不是其他动物或是有生命的自然界。人能够通过内省来理解或试图理解自己的意向,并能够用他人表明的或被认为是属于他人的意向来解释他人行为的动机。总体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正是因为其中加入了人的能动因素,所以就必须考虑人的主体因素,以及人的行为的意义因素[5]

      2、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多元主体存在的人际间互动的社会。《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角鲁滨逊常被当作原子式个人的典型代表,成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研究对象。但是当我们深入地去分析时却发现,尽管鲁滨逊在那样一个荒岛上是非常自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却是孤独、沮丧甚至绝望的,并且渴望回到车水马龙而拥挤的社会里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鲁滨逊孤身一人,已经丧失了与其他人互动的机会,没有了社会性,没有了集体意识的支撑,他便丧失了自我。没有了社会身份与角色,就没有了自我,没有了社会性,同样也就没有了个体性。后来他找到一个被他取名为“星期五”土人,尽管语言不通,但土人毕竟也是人类。通过也“星期五”的互动,他把后者定义为仆人、原始人,而自己就获得了主人、文明人等社会身份和角色,终于找回了一部分自我。等到他顺利离开荒岛回到家乡时,通过与家乡同胞的互动,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社会性,同时自我也得到了肯定,不再是荒岛中的无名人[6]。从鲁滨逊的故事可以看到,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中存在的人,而这种社会性的存在就表明人的活动也是社会性的,因此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有在社会这个大概念下,也就是多元主体互动的基础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其中心任务就在于提供基本的分析性概念,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逻辑,并通过这样的逻辑来解释如“交换”、“合作”等经济现象。对于理性人和多元主体存在着两个基本概念的理解,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中,一方面每个人都是具有自利[7]行为的理性人,因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做出最有利于实现最大化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存在特点,即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一事实,又需要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要进行规范和限制,从而达到每个主体利益的合理实现,而正是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才逐渐形成了各种规范来达到对个体行为的规制。在这里我们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其核心就在于从个体角度来研究他们如何产生个体行为和相互作用,并且将个体对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评价来当作讨论规范合意性的重要标准[8]


      二、规范的形成

      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对比,描述了一幅无规范的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是绝对自私自利的,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择手段,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的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9]。而面对这种状态,霍布斯强调了法律规范,以及制定和使用强制力的绝对主权者存在的必要性。帕森斯从霍布斯的问题中看到了,人类社会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们不能仅仅依靠利益来支配,即一种完全利己主义的法则进行交往,还必须有一种规范以及规范的态度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10]。而为了分析这种规范的形成,我们首先从两人之间的互动开始,在经济学中就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美国数学家塔克在写给朋友德莱歇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大致内容是:

      犯罪团伙的两个成员被逮捕并监禁起来。每个囚犯都被单独监禁,不可能互相通气和交换信息。警察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两个囚犯的主要指控负有罪责。他们打算以较小的罪名判处二人各服一年监禁。与此同时,警察许诺每个囚犯都可以进行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如果他做出不利于同伙的证明,他将被无罪释放,而他的同伙则会因为主要的罪责被判处三年监禁。如果他们两人都做了不利于对方的证明,则他们将同时被判处两年监禁[11]

      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形象地描述

      B拒绝与警察交易

      B做出对A不利证明

      A拒绝与警察交易

      1       1

      3         无罪

      A做出对B不利证明

      无罪      3

      2         2

      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对双方最有利的结果是两个人都拒绝与警察交易,最后每个人都被判处一年监禁。但是从两个人的单个的利益最大化来看,是一方拒绝与警察交易,另一方做出不利证明,但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最后可能是两个人都做出不利证明,都被判处2年监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单纯的个人理性是不一定能到达最有效率的合作。进一步来思考,如果双方都能突破个人自私的局限,通过相互交换承诺,即互不背叛,自我克制不采取损害对方的行为,那么就能够实现最优策略,从而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承诺的稳定就是一种规范的诞生,通过改变建立在自利倾向上的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交往模式,来使得双方都能够准确地预见对方的行动意图,从而建立起稳定的信任机制,来解决如囚徒困境和帕森斯的“双重偶联性困境”[12]

      在传统经济学中对于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法是长期博弈。只要双方的交往是长期和稳定的,博弈双方就可以通过惩罚机制,迫使对方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从而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但是仔细分析,博弈论仍然坚持了单纯个人理性的假设,忽视了多元主体的存在。而且博弈论的理论视野局限在了具体生活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如各种政治和经济谈判。但是,人类互动的社会是不同的,简单博弈最后的失败不过是合作不成功而已,而人类社会如果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的话,那么每个人的每一步行动就都必须像博弈论中的人一样,付出极大的精力、时间、财富来计算各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认知每一种可能性带来的风险,并随时改变自身的策略。这对人类社会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如果人类社会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建立在如此承重的负担上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合作便变得不可能了。因此,绝对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是必须受到限制的,而这就必须从个体策略上升到规范层面来约束各自的行为,从而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合作的风险和交易的成本[13]

      当然,对于规范来说,更深层次的是形成规范性的态度,即对规范的信任和相信。用卢曼的话来说,稳定自我的期待结构比控制他人的行动更为重要,因为他人的行动也要以我的行动为前提,因此他人也存在着对我行动预期的问题。而如果我能够稳定自我预期,并依照这个预期来行动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人也会按照这个预期行动,其本意在于我信任别人一定会按照规范行动。当然,这种规范性态度和规范都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卢曼所言,要形成人际交往的规范性期待,就必须由社会系统提供稳定的规范,并且确保这种稳定的规范必须被普遍遵守[14]。因此规范性的态度也是建立在规范的形成和普遍遵守上的,而规范性态度的加强反过来也会使得规范得到普遍的遵守。

      当然,无论是规范还是规范性态度的形成其实质是对互惠机制的固定,在人际交往的互动中形成的规范都来自于互惠机制的激励。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基础概念,就是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而互惠就使得多元主体下个体的行为强化,奖励使自己感到满意的行为,惩罚不良的行为。而规范就将这种互惠性得以巩固和强化,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来加强这种互惠性,从而使得在人际交往中的互惠性能够长期有效的存在。当这种规范形成并得到普遍遵守之后,人们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和强化,甚至内化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即形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规范性态度。阿克斯罗德在他的著作《合作的演化》中就提到了人类通过基因进化和个体学习这两种方式来使得互惠模式扩散化,并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特征。


      三、几种不同类型的规范

      1、道德规范

      人类进行人际交往所需要的稳定预期,首先是通过趋利避害的学习方式来进行的。通过痛苦的反复刺激形成记忆,然后对这种痛苦的经验进行抽象,形成某些抽象的特征,然后根据这些抽象特征形成一整套行动模式来应对不曾经历的人际交往环境。而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是通过察言观色来实现的,所谓察言观色,就是通过对方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通过这种个性特征的认知来做出自己行动的决策。然而,这种方式仅仅适用于比较小的范围,例如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或是以家庭为核心扩展的熟人社区。并且这种“个性”是能够伪装的,也是不稳定的,个人可能运用各种策略来迷惑对方形成对自己错误的个性判断,进而渔利。

      因此,帕森斯提出了社会角色的概念来稳固人际交往相互之间的预期,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根据他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来获得对个人行动选择的判断。而道德规范就是在社会中固定和明确社会角色的义务,并且通过集体意识的形式来迫使人们形成义务的观念,并积极地履行它。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人们对于对方的行动形成规范的预期,因为对方有义务这样做,而对方不这么做是违反了道德规范,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道德机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组织的社会,是从家庭的情感出发,以此来组织社会结构。古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对社会中的每一社会角色都设定了应尽之义务,而这种义务又加上了家庭中的情谊,所谓于师称为“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的义务;而同时,其四面八方的与他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15],通过这种义务关系使得社会的运作得以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规范通过对社会角色的设定,并强调其义务关系,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按照这种规范去行动,从而给予了对方稳定的预期,而自我也形成了规范性的态度,稳定了自身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讲究“人情”,讲究“血缘”关系,因为这些就是一种规范的纽带。

      2、宗教规范

      宗教规范是“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当中所不了解以及认为是靠实证科学的通常程序或相应的常识的经验理论所不可知,但需要对之采取积极态度的那些方面所持的规范观念[16]。”在宗教中具有一种彼岸世界的不可知性,面对这种不可知性,宗教就通过一种积极态度的实现来强化对宗教的信仰,于是“终极价值观、社会结构和社会团结所依赖的情感,是通过仪式的作用才不断变成力量的状态,从而有可能有效地行动和分派社会的诸种关系。用普通的宗教用语来说,仪式的作用就是坚定信仰[17]。”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伊斯兰教中每天的朝拜活动,基督教中的祈祷和佛教中的念经与冥想。并且在宗教还存在着宗教性圣物,而这种圣物既具有物理上的实在性,同时又象征性的指向另一个彼岸的世界,因此宗教圣物就使得无限遥远的未来彼岸时间变得现实可见,从而为宗教信徒对未来的世界的预期进行担保。而宗教仪式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断地重复性的仪式性实践来强化这种担保,巩固教徒对于宗教圣物的认同和确信。而这两者的结合就使得教徒能够对根本不可知的彼岸世界存在一种稳定的预期,之后就通过这种对彼岸世界的预期作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规范,通过天堂和地狱、真主和轮回,肯定一种彼岸世界的善恶惩罚,从而规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因为人们一旦违反这种宗教上的规范,那么在那个被信徒们坚定信仰的彼岸世界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相较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更加强调被强化的积极态度的实践能力,即只要坚定信仰并积极实践饥渴,而不像道德规范还需要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推理能力。

      3、法律规范

      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宗教规范都高度依赖于一个由熟人组成的生活世界,强调身体在场的熟悉性和共同生活构成的历史性,因为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情感和信念的紧密结合[18]。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人际互动复杂、多元和高速变迁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变成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这种陌生人的社会不仅在于那些与我们面对面沟通、交流的人,也在于我们通过各种商品和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的生产者、运输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样一种人际间的互动交往就突破了小型共同体的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变成了没有共同生活历史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甚至可以摆脱身体在场的限制。比如,在传统社会中,商品的交易与服务都是近距离的小型的,卖菜的是隔壁的大婶,做家具的是住在不远的大叔,几乎所有的商品活动都可以在小范围内完成。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你手中的商品不仅可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生产,甚至很多产品都是来自于全球市场的供应,每一个生产的供应链条都对应着与你发生着商品关系的陌生人。因此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和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结构的稳定性就变得相当突出。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到了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概念。哈特认为,初级规则适用于简单的处于稳定环境的小型社群,其缺陷是规则不具有体系性,是个别的标准;静态性,从而变更缓慢;维持初级规则的社会压力是分散的,无效率的。可以看出这里的初级规则就类似于道德规范或是宗教规范。而哈特认为,要弥补初级规则的缺陷就必须引入次级规则,而次级规则就表现为承认规则,具体的指出规则的特征,用成文法甚至法律体系来具体的规范;变更规则,通过立法行为来制定和废止法律;裁判原则,运用司法裁判的权威来进行集中化的官方制裁[19]。法律规范就是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通过法律这一抽象的规则来确定人们行为的具体内容,由一个抽象的中立者来确定两个具体个人之间的行动,并引入社会的因素,通过集中的社会力量来对违反法律规范进行制裁。因此这种抽象化、普遍化和集中化使得法律能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发挥有效的规范作用,从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不同于个人规范,无论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还是法律规范,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社会规范,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行为人通过遵守规则对他人产生直接的好处,而对其本人的好处则是间接的、通过他人的行为来获得的,从而为社会交往中的互动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从获得来源上看,这三类规范来自于人类后天的学习和文化的传承,通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内化而得到普遍遵守。当然三者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当的明显,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属于非正式的规范,没有成文的体系,其来源广泛,分布在各种习俗、惯例、甚至文学作品中,其惩罚机制也是分散的,缺乏强制性和连贯性,适应于小型的社会群体。而道德规范与宗教规范的差别在于,前者来源于血缘家庭关系的发展,并由此固定个体之间社会角色的义务关系,依赖社会舆论的压力来确保实施;而后者来源于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不可知,通过严密的宗教解释的方法坚定信徒的信仰,并通过信物和仪式来强化,之前依赖宗教机构,之后更多依赖自身认同来传播和实施惩罚。法律规范则是正式的社会规范,是随着社会发展更高级的一种规范模式,通过正式的法律条文、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确保实施,运用更加抽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中更加复杂的空间和人际互动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初级规范的道德和宗教在小型社群和简单的社会关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相对于法律规范而言,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在文化的传承中更加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具有更强的规范性态度。


      四、规范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巴黎有一位烤面包师卖面包,他的目的无意服务于巴黎市民,只是为了挣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结果是,巴黎人吃了美好的面包之后回头光顾,使他的生意日上,而他也改良业务,扩大营业额,让更多的人尝到他生产的面包,来赚更多的钱[20]。这也就是亚当·斯密所提出来的“无形之手”的理论,即在市场竞争中利己的动机将带来利他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实这个例子是市场竞争在一定规则和条件下所发挥出来的双赢的结果,而这样的规则就包括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如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总和。但如果市场行为脱离出规范所限定的范围,比如这位面包师成为了一名垄断者,全巴黎只有他一家卖面包;再比如他生产劣质的面包或者掺杂过期的面包,那么利己主义的动机将不会带来利他的效果,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市场失灵”,而这也是西方各国在市场中所极力避免,并运用法律手段极力打击的事情。

      占据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紧张关系,可以说“一个是理性的自利选择观,一个是受规范或规则指导的行为观,简而言之是经济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冲突[21]”,杜森贝瑞也无不讥讽地用这样的格言来描述这种区别:“经济学的全部是关于人们如何选择,而社会学的全部是关于人们为什么没有任何选择可做。”然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这样不可避免,这也是笔者前文所言,将社会学中的规则或是规范指导纳入到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中来。因此,经济学中的个人选择应当在社会已有的规范下进行个体的选择,而这种规范的诞生也来源于形成长期和稳定社会合作的“最大化”,正如维克多•J•范伯格所言:“真正的规则依循行为是现实中的现象而非纯粹的理想虚构[22]”,而这也是更好的理解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持续冲突的关键。

      参考文献: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导言,渠东译,台北:左岸文化公司,林端 著

      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秋风、王代、魏志梅等译,冯克利、冯兴元 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月第一版

      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莫志宏、冯兴元校,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月第一版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端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月第1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91日第一版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

      庞德斯通:《囚徒的困境》,吴鹤龄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6月第一版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月第一版

      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8月第二版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12月第一版



      [1]摘自荀子:《礼运篇》第十九篇,转载自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导言,渠东译,台北:左岸文化公司,第5

      [2]摘自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秋风、王代、魏志梅等译,冯克利、冯兴元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月第一版。以上是本书前言的第2页内容。作者提到的人是以美国人为原型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状况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即表现为对现有规范的蔑视而潜规则的盛行。而事实上这种潜规则却是对原有规则的破坏,处于一种一方受损一方获利的不均衡的规范状态。

      [3]参见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莫志宏、冯兴元校,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引言:作为社会理论的经济学,第4

      [4]摘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月第一版,第81-82

      [5]这一点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韦伯通过对人的宗教伦理的分析,看到了这一宗教伦理的理性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用韦伯的话说是“选择性亲和”关系。

      [6]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导言,渠东译,台北:左岸文化公司,第8

      [7]当然自利与自私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可以说自利的范围更广泛,也包括了利人利己的行为。

      [8]参见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莫志宏、冯兴元校,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引言:作为社会理论的经济学,第1

      [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91日第一版,第97页,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

      [10]参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转载自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

      [11]参见庞德斯通:《囚徒的困境》,吴鹤龄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转载自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

      [12]参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双重偶联性”是指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行动才能够确定。而“双重偶联性困境”与“囚徒困境”类似,即对方的行动的不可知性。因此规范的存在使得对方的行动得以确定,也使得双方对对方形成确定的预期,从而解决这一困境。

      [13]参见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第68-69

      [14]参见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6月第一版

      [15]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月第一版,第五章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16]参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417页,转载自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

      [17]参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转载自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3月第一版

      [18]当然,这里的道德规范可能更符合这种情况,而对于宗教规范来说似乎比道德规范具有更广的外延。

      [19]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8月第二版,第五章法律作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第83-87

      [20]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12月第一版,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第14

      [21]摘自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莫志宏、冯兴元校,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第2

      [22]摘自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莫志宏、冯兴元校,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第4



                                                                      知行文科试验班2010级学生    刘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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