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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级文实班:洞穴中的伦理困境——关于富勒《洞穴奇案》的再思考

      发布时间:2013-07-11 14:53:00 点击:
       

      背景说明:

      本次“圆桌谈论”选取的是泮伟江老师在2010级知行文科实验班开设《法理学》一课所主持的一次课堂讨论,讨论的文本和主题,是美国法学家富勒发表于1949年《哈佛法律评论》(62 Harv. L. Rev. 616 1948-1949)一篇名为“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的论文,讲述发生在未来(4299年)的一个虚拟国家的一件洞穴探险者被困于洞穴之中,与外界失去联系,为了生存而人吃人的案件。该案既有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为素材(U.S. vs. Holmes,1842;Regina vs. Dudley &Stephens,1884),同时富勒教授又对案件事实进行了重构,从而使得这个虚拟案例富有更丰富的伦理意涵和理论挑战性。


      讨论的题目、时间和地点,需要阅读的文本材料,都在学期之初发放的“教学大纲”中事先明确。2010级文科实验班30名学生被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考察五位大法官的司法意见。在圆桌讨论课之前,每一小组都必须事先围绕所要考察之司法意见,进行预先讨论,形成一致的问题意识、立论根据、写作思路与结构,最后指定一位同学承担执笔人,撰写报告初稿。报告初稿写出来后,再在组内讨论,最后综合小组成员的修改意见,形成报告定稿。这个环节的设置,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


      在讨论过程中,先由各组指定的同学在规定时间内,根据书面报告做一个大约十分钟以内的口头报告,然后老师主持全班同学对该组提交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进行质问,做报告的小组成员相互配合和补充就质问进行答辩。对于讨论中的一些重要线索,老师通过自己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引导。对于过于枝蔓的某些细节问题,老师也行使主持人权利,及时予以制止和排除。最后,由老师对该组报告的内容和讨论的质量做出总结。此时,老师往往要将书面和口头报告中的亮点以及不足之处进行点评,同时也会肯定讨论环节的某些优秀表现。老师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起到主持人和救火队员的作用,对讨论的议题,时间分配等问题进行整体把握。


      课堂讨论的热烈与认真程度,以及提交课堂的报告质量,远超过泮伟江老师的预料,也为今后类似的课堂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此,本刊最终选择整理此次课堂讨论的发言报告,刊发出来,抛砖引玉,为今后相关方面的改革和探索,提供必要的材料和参考。


      课堂讨论的文本基础,参见:

      (美)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法律的权威与宽恕

      首席法官特鲁派尼为本案提供了第一份判决理由。作为首席法官,特鲁派尼法官为本案提供了本案适用的法律规范,和本案的案件事实。然后特鲁派尼法官提供了独立的司法意见:被告有罪,但应获得行政赦免。

      为了帮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洞穴案的事实和问题意识,以及首席大法官的判决理由,本文首先将洞穴案放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比较首席法官所提供的案件事实与历史上发生的两个真实案例“霍尔姆斯案”和“杜德利案”之间同与异,探究和领略富勒教授本人修改和虚构案件事实时的天才构思,然后对首席法官特鲁派尼的判决理由的根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洞穴奇案和霍尔姆斯案、杜德利案的对比

      笔者认为,洞穴谋杀案与霍尔姆斯案以及杜德利案之间有着许多相似和不同之处。首先,各不相同的案情设置凸显出三个案件的最大相似点——被告和被害人都处在“绝境”之中。同时,洞穴谋杀案与另外两个案件的不同之处为其判决增加了难度和争议点。

      1.相同点

      三个案件最大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在“绝境”中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都因食物短缺而生命受到威胁。他们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困境当中,即超出人类文明的界线,与人类文明断绝联系,而且可使用的食物等资源极其有限,甚至断绝。而另一个相同点便是,最终三个案件的被告都被判处谋杀罪成立。

      2.不同点

      霍尔姆斯案与洞穴谋杀案的不同点有如下几点:1.霍案中,被扔下海的人并不是自愿而是被强制的,并没有经过一个公平选择的过程。2.霍案中,船员是做出决策的领导者。当时的困境之下,船员与乘客之间被存在一种人为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洞穴案中的被困者之间都是平等的。3.霍案中是由幸存者提出起诉,而洞穴案中是公诉。4.霍案中陪审团不愿意指控谋杀,迫使检察官将起诉减轻为非预谋杀人,而洞穴案中没有。5.霍案中被告提出了紧急避险的抗辩。6.霍案的被告人最终被总统赦免。

      杜德利案与洞穴谋杀案的不同点则有如下几点:1.杜案中,被害人的身体素质最差,而洞穴案中则较为一致。2.杜案中也没有经过一个公平选择的过程,被害人是被其余三人强制杀死的。3.杜案的案发过程中,由于被告人之间意见的不统一,其中一名被告曾经有过一次犹豫。4.杜案是由内政大臣提出起诉,而洞穴案是公诉。5.在杜案中,因为担心出现宣告无罪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而洞穴案中的特殊裁决则是由陪审团自己提出的。6.杜案的被告人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而且提出赦免的人是支持起诉的内政大臣。

      此外,有若干不同点需要特别提出:1.两案都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而洞穴案则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系。2.洞穴案中,被困者在与外界取得联系后看到了获救的希望。被困者得到医生的意见,并且知晓至少还需10天的营救时间。然而他们在断绝食物的情况下无法活过十天,而若吃了一个人便可以存活。但是,外界对能否吃人这一问题没有回应。这一情节在两案中并没有。3.洞穴案中,最终的选择方式经过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并且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与验证。4.在洞穴案中,提议选人的威特莫尔在掷骰前反悔,但默认由他人替其掷骰子。这一情节在两案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

      3.小结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洞穴案,无论做出怎样的判决,都无法达到既符合法律,又符合正义感的绝对公正的判决。如果要达到这种绝对的公正,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混乱则难以避免。

      二、由首席行政长官赦免惩罚的决定的背后思路

      1.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威慑作用

      A.对犯罪的威慑作用

      若一个人完全疯狂或者失去理智,法律对其便难以产生有效的约束。而本案之中被困者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讨论做出理性决定。我们对这种决定的做出表示理解,但并不能承认其合法性。

      法律作为公民生活的准绳,告诉公民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应做什么,保障社会秩序良好、有序的运行。若判决被告无罪,则相当于在法庭判决上开了先例,而本案开出的先例所导致的将是人和人之间相残被合法化。当故意杀人都被法律所允许,则还有什么是法律无法法外开恩的呢?因为极度饥饿而偷面包的罪犯是否更应被赦免?一个小缺口会成为犯罪滋生的温床,将导致无数的小缺口,进一步将形成法律上的“漏洞洪流”。到那时,法律则再无权威性可言,这也意味着法律难以发挥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维持社会政策秩序的功能。

      B.权威性的维持不以实际效果为依据

      法院做出有罪判决并不以威慑作用的实际效果为依据。

      当人处在此般极端状况下,为了更多的人能存活,仍会做出将其中一人杀了吃掉的决定。然而,若判决无罪,便相当于对类似案件开出了一个先例。当人处在远离人类社会、物资匮乏的两难绝境时,人吃人将被合法化。进一步来说,绝境中的人极有可能不会想尽办法在不彼此伤害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时间,而会更易接受杀食同伴的提议。

      维持有罪判决是维持法律的权威性,是维持法律在公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同时也是公民的行为准则底线的标尺,是消除或者延缓犯罪行为发生的栅栏。即使在本案对被告人的处境充满同情,即使维持有罪的判决并不能杜绝此类案情的重演,但为了法律的权威性仍需维持有罪判决。

      综上,法院应该维持四名被告的有罪判决。

      2.以行政赦免的方式给予法律柔性

      显而易见,即有的法律系统不能给出“合理”的判决。根据案情,四名被告的确做出了剥夺被害人威特莫尔的生命,并且是经过详细计划地剥夺其生命,即故意杀害威特莫尔。由此,四名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

      然而,本案不同于普通的故意杀人案件。其曲折之处在前文已有涉及,洞穴内外的人都面临两难的选择。其一,洞穴内的人不杀食其中一人则当解救成功时洞内的人都将饿死,这场资金、人力耗资巨大的解救工程则毫无意义。其二,洞穴内的人杀食其中一人从而其他人得以存活并得到解救,存活者将被起诉故意杀人而被处以死刑。

      考虑案情的特殊性,仅根据法条得出的判决来执行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从道德视角看,被困者要么被饿死,要么通过绞刑被处死。经过艰难的营救再将被困者送上绞刑架,相比让被困者在山洞中饿死有何优越性?按此逻辑,被困者杀害同伴的动机便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成了希望能活得更久一点。

      依据案情的复杂与特殊,由此,维持被告的有罪判决违背一般的常理认识。这意味着在法律的体系内无法得到一个合乎正义感的判决,甚至无论哪个实证法律都无法得到正判。既然法律的权威性需要得到保护,以行政赦免的方式为被告减刑在某种程度上能柔化法律的刚性。

      行政赦免可以作为此类特殊案件的补救措施。是否赦免的权利在首席行政长官,并非在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由此,首席行政长官做出的判决结果并不会成为法律判决中的先例,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性便得到保护。再者,当法律无法给出正判之时,行政赦免可以作为刚性的刑法的柔化剂,给予被告相应的减轻的刑罚。同时,由于行政赦免的给予与否并非如法院的判决一般需要以先例为标准,被告者同时有被赦免和受刑罚的可能。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一种补救,在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威慑,使得人在做出类似洞穴案件中的吃人抉择前能经过反复、审慎的理性思考,杜绝或者延缓此类案件的重演。

      以上便是由首席行政长官赦免惩罚的决定的背后思路,即保护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以行政赦免的方法柔化刚性的法律条文。

      三、此种做法的问题:法官不应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

      首席大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判决四名被告死刑,是出于尊重法律条文的精神,维护实证法的权威。但是他向各位同事建议一同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请求赦免四名被告的死刑。笔者认同法官维持有罪判决的做法,但不赞成法官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对被告进行行政赦免,因为这会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两个领域的混乱。

      1.法官已尽其义务

      首席法官判决的意见是尊重法律条文,即依循法律判案,由此以维护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规则和其传达的精神,维护法律的权威、坚持了法律的正义。然而,首席法官紧接着提议向行政长官请愿的做法有悖于对法律精神的维护。若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则应该避免其他权力机关的介入,由此才能真正地维护法律的权威,从而避免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混乱。

      2.此种做法会导致司法与行政的混乱

      大法官根据自身的法律知识做出符法律条文的判决,已然尽了作为法官的职责。然而,法官因为本案的特殊性而以法官的身份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的行为着实欠妥,因为这会导致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混乱。这也正是法官的做法所存在的问题的本质。

      A.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

      法官基于法律判决的结果不符合所谓的“一般人的正义”为由向行政长官请愿并非是合理、明智的行动。对于所谓“一般人正义”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对于“正义”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这意味着法官不能依照自己理解的“一般人的正义”为理由,在宣布判决之后向行政长官请愿,请求对被告进行行政赦免。此举不仅破坏了法官所坚持的正义,更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之间的紧张感。

      再者,首席行政长官参照最高法院给出的意见决定是否非被告进行行政赦免,民众的意见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参考因素。然而,行政权的行使应该由行政机关本身做出,司法机关不应参与其中。

      法官是司法权的象征,当法官加入请愿的队伍时,这一特殊身份一则违背了其做出维持有罪判决的裁断的权威性,二则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了行政裁断。

      B.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

      由法官向最高行政长官请愿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显示司法权的无力,是在邀请行政权在司法权失效时做出最终判决。这将开出行政权干扰司法权的先例。

      笔者首先欲申明,虽则法律条文并非永恒一定,但是现行的法律是有着明确的规定。若其中存在法律漏洞或不恰规定,应通过司法系统法律进行解释或者补充说明,或者是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正或者重新制定。行政机关不能干涉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仅在既定的判决之下,才能拥有行政赦免等权利。

      司法权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应避免行政权的干涉,更甚是控制。维护司法独立性就要求司法系统对法律保持至高的敬意,维护法律的精神与权威性。如果首席大法官的倡议得以实施,则整个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便会逐步丧失。大法官的行为可被视为司法权对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邀请是来自司法内部,说明了行政赦免可以在司法系统中得到立足之地,这将使得两个体系之间的权力划分变得混乱,司法权的独立性会更为轻易地崩塌。换言之,这意味着当出现类似的疑难案件时,行政权相较于司法权更有权做出更改判决的决定,由此将最终导致法律权威性的丧失,司法系统失去其独立性,不得不依附于行政系统。

      四、总结

      在比较洞穴谋杀案和霍尔姆斯案、杜德利案的异同点之后,我们分析了首席大法官提议维持有罪判决并呼吁法官们一同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对被告进行行政赦免的行为的背后思路,同时进一步提出此种做法存在的问题,即此种做法会导致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混乱。

                   (整理/洪鸿;组员:朱超、洪鸿、郝晋彬、麻瑞禛、臧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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