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

当前位置: 首页 >> 通识教育 >> 正文

杜维明:人文学与知识社会——兼谈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发布时间:2014-07-23 16:40:00 点击:
 

 [内容提要]在知识与信息社会中,人文学与现代大学的理念关系甚紧,大学应承担文化的传承和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批判的角色;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首先应该是使其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了解自己,培养其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即所谓的“成人”教育,或称通识教育,其次才是专才教育。人们对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同选择,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但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阵地,应有足够的包容性,其基础教育应该汲取各种不同的精神资源,这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佛燕京学社自1928年成立以来,主要是针对人文学和注重文化的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人文学就是一般所理解的文史哲——文学、历史、哲学,当然也包括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科学所突出的是讨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经济发展等面向。这种类型的学问一般来说没有办法以严格的计量方式进行。但是,学术本身就是现代文明非常重要的课题,是通过西化、现代化、乃至今日所谓全球化所导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结果,特别突出科学理性。不管从事何方面的研究,科学性、分析性是属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项目。大学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西方现代大学是从神学院、神学研究的传统中逐渐发展出来的,神学是信仰,而现代大学主要目标是求真。所以中山大学现在引用陈寅恪教授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够体现现代大学的主要特点。北京大学成立之时,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引用德国汉堡大学精神,作为研究型的育人大学也是突出自由、突出独立的人格。另外,孙中山先生用了《中庸》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传统价值作为中山大学的校训,学问要广博,也要能对所探索的课题进行深切反省、辨析,也符合现代大学的要求。因此真正的大学权威不是政治,不是社会的功能、习俗,这些虽然都非常重要,但主要在于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三分,是美国的分法。而在法国和德国,人文学就是人文科学,法国和德国用的科学观念很宽,包括所有对问题进行反思、作理性的探讨都是科学。美国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有其特别的意义,因为人文学有些方法、内容、取径和自然科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人文学领域比较适用人类学的方式,而不是数学逻辑乃至一般自然科学用的归纳法、演绎法。人类学有两个观念:内在的参与者和外在的观察者。作为人文学者,两个角色都是适用的,不进去就不能了解其内涵,不出来就不能对其作严谨分析。自然科学家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对象是身外物,有着某种客观的形态,通过研究可以重复和实验,可以反复了解所得结论是否实在,此确定性在文学、历史学、哲学乃至人类文化学研究中皆不太可能。一般的科学家在研究科学对象时没有发生和对象的认同问题,人文学者则有认同感和参与感。同时,人文学者的学术积累非常重要,没有积累很难开展文学、历史学或哲学的研究。而自然科学家研究最先进的东西,他不必探索整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可以直接从问题入手。通常与问题相关者有三方面:某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此问题同其它问题之关系如何,此问题是什么。如物理学家主要讨论的是第三方面的问题,他不是科学史家,首先也不是通过科技整合了解此问题与其它问题之复杂关系,以及它的社会关系是什么、经济效益怎样,而是直接作研究。

  我曾经说过,人文学的特性之一是研究个人和人类群体的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亲切最直接的学问。当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可以说是对人的了解,但为什么说人文学对人的了解最亲切和最直接呢?作为人之为人创造意义、了解自我最重要的学问,或最直接的学问所考察的是:历史是了解我们所自来、我们的集体记忆;哲学是探究我们思考所根据的理念,即对思考的再思考;文学是对我们最深厚、最细腻的感情,用最精致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这些领域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是参与者,同时也设法作为客观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常常是互动的。所以,人文学的问题意识不惟与自然科学不同,而且与一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量化的社会科学,如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乃至完全以计量方式了解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也有所不同。西方有哲学家认为有两种知识:“to know that”和“to know how”(了解是什么和了解如何是、如何做),一般在学术界讨论的是第一种,不是如何做。但是人文学在很多地方要to know how,比如说,我知道今天的天气很热与我会不会骑自行车,两种了知(了别认知)有非常大的不同。假如我会弹钢琴,但我弹得一塌糊涂,其实是不会,如果我能掌握某项技能,就表示这些技能已内化,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这种to know how的认知的方式,不仅是通过脑、智商,而且要通过其它渠道,我认为这属于“体知”,即体验之知。身体的“体”在古代汉语里内涵非常丰富,所谓身体就是体之于身,使之成为我身体之一部分。如体验、体认、体会、体察、体觉、体证,这些在宋明儒学中是谈得非常多的,很难用英文来翻译。体味和一般的品味、体验与一般的证验、体察和一般的观察不同,相比之下,“体知”这种了知的方法,不仅用脑甚至用我们的身体。现在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有很多其它文化研究,特别突出embodied knowing,即能够内化体验的知识,这种知识与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关系,不完全属于脑力资源,这种跟体验有密切关系的学问,常常无法用量化之法来展现。

  1962年我到美国留学,我希望研究哲学领域里的三个方面: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但当时哈佛哲学系对这三个领域都不重视,而将之边缘化了。当时突出分析哲学,其中有五大领域: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存有论,在这些领域里对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这三个领域都涉及体验问题,如果没有对美感的体验研究美学就没有可能;道德实践不仅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还要笃行,是知行合一的问题,伦理学空谈伦理不落入实事是不可能的;宗教学也要对宗教有所体验。当时的学术界有种强势的科学主义、强势的认知主义,因此在哲学系对人类的精神文明照顾得不够,是一种偏狭。但经过三十年四十年,现在到哈佛哲学系,每一位教授都在讨论宗教问题、伦理学问题、美学感知问题。

  以前美国有一种偏见,本来如开始我讲到,科学性、分析性是属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项目,学术界的分析应该是disinterested,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以一颗平常心介入,如果在学术界宣传宗教教义,不是学术是宣传。学术是研究,一定要跳出来,要以平淡的态度对待它,要发展分析的能力。当时的偏见是走了极端,认为只要有分析能力就能对任何问题作全面分析,不需要有体验可言。但现在我们了解到,人文学研究的发展所取之法是复杂思维而不是简单的线性思维,我说是属于人类学的思维。要能进去也要能出来,而且要能忍受各种不同的模糊性。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很细腻,讨论问题没有很严格的分析模式,把东西弄糊涂,此时糊涂是一个贬词。但还有一种情况,能把问题弄得非常清楚,但问题的复杂面向并不会因清楚而透辟,清楚之上一层是有模糊性的。一般对中国哲学最大的偏见,特别是从科学理性说,认为其有模糊性,没有提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这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还没有入门才出现这样的困境。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基督教、伊斯兰哲学都有这一面,把问题弄得非常清楚是前提条件,但弄得非常清楚还不能掌握其全面价值和意义,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模糊性。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类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虽然早期中国人类学者如费孝通先生做出了很大成就,但很可惜目前在中国大学界几乎没有开展,中山大学有人类学;厦门大学有人类学的专业,可是大学部的人类学本科已取消了;北京大学的人类学是社会学里的一个专业,大概只有三位教授;清华大学在发展,只有三、四位教授。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了解华南师范大学,要先掌握所有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再来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慢慢才能了解华南师范大学的文化是怎样的。但不管如何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结论一定还有模糊性,还有改进的可能。假如有一位学生,坚持要弄得非常清楚,如果推理的线性有一点问题就不能接受,如此则不能做人类学。做人类学研究,就必须忍受不能掌握全局,只能不断地行走在途中。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是如此,永远没有办法掌握对象的全面,现在真正的前沿科学研究也是如此。以前还有一种偏见,从启蒙发展以后,认为理智之光的照耀可以祛除黑暗,在科学理性的时代,迷信的宗教、形而上的哲学都不重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孔德所谓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规律,乃至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就是合理性、全球化、理性的继续发展,都对理性驱除无知、黑暗有很强的信念。可是现在我们了解到,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意识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理性之光和无知之幕成正比。知道得越多,无知之幕越拓展,人类会谦虚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了解到人文学要有一种基础信念,人文学需要有积累,是很多人的共业,不可能一个人独创。

  如果我们不把数据和信息混为一谈,不把信息和知识混为一谈,不把知识和才能混为一谈,也不把才能和智慧混为一谈,在数据、信息、知识、才能、智慧之间,前一环节达到后一环节要经过飞跃。儒家传统有三种获得智慧的方式,第一是听的艺术,最近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每五年一次的世界宗教议会,题目就叫听的智慧。现在的年轻人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知识面越来越广,各种不同的分享越来越多,要培养一种新的能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次会议特别提出培养听的能力问题。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古代汉语的聖(圣),从耳从口,有没有听的能力代表有无比较深层的自我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与绘画作为空间的艺术不同,时间的艺术要忍耐,听要耐心关注全幅的过程,所以在马王堆、郭店出土的重要文物,特别突出听德,这是人作为自我完成、自我修炼的重要艺术。第二是面对面的交流,有一种学问不能完全通过其它途径传播,听的艺术与面对面的沟通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学问不仅是心传还要面对面沟通。譬如我自己学习的经验,从中学到大学最能让我受用的课是一对一的当面同老师交流,当初在东海大学,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七个人,教授有十二位,如我要研究《史记》,到教授家里先喝他的好茶,有时师母还邀请便餐,然后我们一起精读古典文本、逐句标点,如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鲁实先先生,这样的经验很多,四年的大半时间都是在这样十分亲合的氛围中度过的。面对面的沟通还有一种经验相当重要,

 就是一对一向长者朗读自己写的东西,长者随时提问,只要能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就能感到受益匪浅。第三是长者的智慧,即比我们更有经验,更有能力的人带给我们的智慧。现在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最明显的不同是,自然科学是越新越好,而比如要从事哲学研究,则要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回到孔子、庄子、老子,其智慧是取之不竭的,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泉源。像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留下的相关经典,其中每一句话都意味无穷。对古典文本的精读讨论是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在美国我们进行过类似日本的会读,聚在一起读经典。我们曾经在一个山庄会读过《大学》,共十六个人,其中十位教授,五位大陆的研究生,还有一位来自大陆的访问学人。第一天三四个小时讨论《大学》前面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明明德”三个字,这些来自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大学从事中国或希腊古典哲学研究的杰出学者出现了相持不下的争论。我们这位访问学人看到大家相持不下,就建议去掉一个“明”字。大家十分震撼,不理他的建议,之所以大家对他不敬,我告诉他,是他犯了解字读经的错误,在中国传统中至少要挨罚,如果在基督教传统中改《圣经》以牵合己意,是要受审判的。读不懂是自己的问题,改经典则是大逆不道,至少要有训诂上的深刻理据才取得任何更动的权利。这种研究的方式,代表有些学术研究注重的不完全是信息和知识,而是智慧之学。要同人类文化源头最有智慧的人进行对话,所谓尚友千古,此过程虽然非常艰难,但任何文明如果同自身传统最有原创性的人物没有进行过对话,那是自小门户。

  大学有它的机制、有它的方式、有它的尊严。在六十年代,美国有一次关于大学理念问题的大辩论,大学为了什么,这和人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加州大学的校长柯尔克(Clark Kirk)用了一个比喻,说大学就像加油站,为社会加油,促使社会前进。这引起非常大的反弹,特别是人文学的反弹。假如大学就是加油站,那么加州大学基本上就要变成工业大学或农业大学,因为加州当时重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如果大学只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只有这些领域可以发展。可是大家知道,大学应该为了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价值,有很多基础科学研究必须由大学承担。再有一些学者提出,大学应该是成为一个体现批判精神的重要园地,政府、企业、媒体各领域都没有办法扮演学术界的角色,大学作为社会的反馈系统,其批判不仅是政治批判而且是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没有照顾到的问题,大学应该照顾到,社会没顾及到的问题,大学应该可以看出社会上所存在的困境以及发展的前景。大学除了为社会服务、进行文化的传承、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以外,至少在美国的学术界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为年轻有才具的人创造自我实现的条件,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最重要的目的,用儒家传统的话,就是为己之学,为了完成个人人格或实现个人的潜力。

  这就联系到素质教育了,大学是为了培养人才,为了年青人创造自我、完成自我发展,这才叫做素质教育,台湾叫做通识教育,香港叫做博雅教育,就是我们所谓的通才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例,大学生如果要成为能够进一步独立发展的人,应该具有五种中心课目的知识,第一门课是历史和社会分析,一方面是历史学,但此历史学不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断,如法国大革命,或五四运动,或者是明清的转型之间,或唐代建国。对此历史片断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分析,这是一门课,无论念理工的、念电脑的、念哲学的,都要有这门课。第二门课是文学艺术,必须要选一门与文学艺术有关的课,有些是很吸引人的课,如贝多芬和莫扎特,或印象派,或中国的文人画,以此来增加学生对艺术和文学的鉴赏能力。第三门课是外国文化,可以选不同国家的文化课,通常不同国别的文化课要用这个国家的语言上,如要选一门与德国文化有关的课,要用德文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也一样。除了外国文化之外,还有一门中心课叫道德推理,比如儒家伦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或讲各种其它的社群伦理,或讲正义,或讲自由。再就是一门是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课,有时讲进化论,有时讲量子论,有时讲相对论等。此外还要培养学生量化的能力,如电脑、统计学。每一个大学生,无论属于哪个领域,这些都要接触。而且,一门课的分量相当重,在哈佛念书一学期要上四门课,一门课至少要读十几本书,一个学期精读或速读三五十本书是常态,不读这么多书,不写几篇报告不可能获得学分。很明显,这些课目中的重点是人文学,要对历史分析、文学艺术、外国文化、道德推理有所涉猎,这是哈佛的模式,美国很多大学跟哈佛走。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它特别突出古典的重要性,从这所学校毕业,无论学哪个专业,一定要对古典有经验,譬如对《四书》,或者是《可兰经》,或者是《圣经》,或是古希腊哲学经典。都要接触到古典,不接触古典不可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为这样,所以大学一年级通常是不分系的,从二年级开始可以选系,很多在三年级才决定主修什么,这是一般情况,不仅是哈佛,很多大学都如此。基本上这种成材教育认为本科是基本功,训练做人的基本条件,然后才是专业,所以分系的问题不是特别重要。有些系较特别,要先进来,比如要研究东亚文化,一定要在二年级就作出决定,因为至少要有三到四年的语言训练,否则时间就不够。在过程中也可以换专业,如由物理改念历史,由文学改念计算机。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学生证明为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有特别安排专业的理由。比如有同学要把中国文学和生物学配在一块做自己的专业,就要看他关于中国文学选了多少课,是否符合要求;生物学选多少课,是否符合要求;还要看其头脑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经过委员会的同意,将来毕业就是生物和中文专业。

  现在有另一个潮流,在也是常春藤联盟八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它有个培养学生的绝招,现在哈佛在招生时受到布朗的威胁。一般来说,招生的过程先是学校选学生,然后是学生选学校。如哈佛选一千六百学生,所有大学都在抢这一千六百学生,这样就要学生选学校了。哈佛算非常成功了,能要到所选学生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另外百分之二十,被其它大学抢走了。布朗大学此时有很大吸引力,其绝招是学生没有专业,进布朗大学的学生选课非常自由,例如,第一年可以全选高能物理,第二年全选音乐,第三年最易拿分的课都选,也能毕业。其背后有很有趣的思路,就是每年毕业的大量学生中间有些是奇才,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比尔.盖茨,在学校念了两年不干了,觉得在学校越学越笨。这种类型的人知道他自己到什么程度,他需要四年时间来发展自己,目的性很强。学校只需要提供很多高品质的课程给他们,为他们的自我发展创造条件和空间。他们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来选课,只要修满其学分即可毕业。

  我在半年前开了一门课,是大学一年级的研讨课,限定十二个学生,此课名为“四书”,有六十多学生申请。申请先要写两篇论文,一是要说明申请理由,一是想要从此课中得到些什么。我从中选了十五个,辞退了其余的。没想到,学校的课也是你选他之后他选你,开始申请时是你选他,由于同时有其它课供选,之后他选你。注册确定所选的课之后,我发现我有十二个名额,只有三个学生报名。询问注册组后才了解到,对于六十几个申请学生至少应该保留三十个名额,以防备有的学生不来。后来我让秘书给十五个学生发电传,要他们在星期日下午五点钟报到,平时是在星期一上午九点报到,否则名额取消,结果全来了,后来还辞退了三个。这十二个学生在几个月以前是中学生,只有两位是华裔,其它的跟东亚没关系。第一堂课,我发了《大学》英文译文一千多字让他们看,之后请到家里讨论。开始十分钟,我想糟糕了,他们什么都不懂。突然有个学生问《大学》里为什么说先从格物开始,而不是从诚意开始,于是在学生当中展开了知识与道德孰轻孰重的辩论,两个小时的辩论基本像是陆象山心学和朱熹理学的辩论,这是我教书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我甚至想把他们写的论文翻成中文,提供青年的朋友参考。这里面的问题是,越年轻的人知识面越广,能力越强,他们所缺的不是在数据和信息方面,而是在知识结构、才能增加和智慧养成等方面,这要通过在大学里真正的人文学的教养来达成。其背后的理念是,教育是一个终生的事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何拓展一个十七岁到二十一岁青年发展的空间,是一个根本问题。知识社会转业的机会非常多,有的学生写完了博士论文才知道走错了路,博士完成也不晚,也还可以重新起步,还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大学不是一个专业训练班,因为大学办专业训练班无法同企业相比;大学不是科技培训处,因为科技培训处有许多其它组织来完成。大学是一个全面的教育,应为学生将来终生的学习和持久的发展创造条件。对此我们有个共识,即真正的专才应该在研究院,而不是在大学,大学就是通识教育,大学就是素质教育。仍以哈佛大学为例,我们绝对不让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学企业管理,这是糟蹋人才的不健康的情况。企业管理的学生应该是有一定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来读,也许已做到副总,想更上一层楼,才来读企业管理。其它类似专业都是如此。

  什么叫大学的基础教育,这同一个国家和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有关。现在美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何为美国人、美国的认同问题。美国的认同就反映到博雅教育、成人教育上来,一种是我主张的多元主义,一种是强烈的美国文化认同主义。所以在大学的教育中间,出现了一种选择,是以主流文化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还是以多元文化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哈佛目前比较倾向多元文化,耶鲁的一个校友感觉到常春藤联盟的几个重要大学,如布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倾向多元,对美国主流文化有冲击,曾经要提供耶鲁大学几千万美金,要求设置西方文化这一门课,而且全校学生都要选。耶鲁辩论了非常久,最终拒绝了这笔资金,原因在于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干扰学术。斯坦福大学走的路子就更多元了,没有全校集中的中心课目,各种不同的系都可以发展自己的中心课程。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早期的移民是英国,然后西欧、南欧、东欧、墨西哥、亚洲。再者由于美国种族歧视一直严重,美国的黑人对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相信美国很多教育界人士有内疚,感觉曾对少数民族做了太多残忍的事。怎样发展亚裔研究、非裔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跟主流文化唱反调的文化如何进入大学,辩论非常多。同时也有很大的反弹,主流文化觉得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最明显的例子,如在中国、法国大家都感到英文有宰制性力量,法文被边缘化,而中国也感觉到英文的力量越来越大,东亚文明都有可能受到影响。美国的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如我的同事亨廷顿教授讲文明的冲突,他担心墨西哥对美国的挑战,也就是西班牙语对美国的挑战,加利福尼亚州再过十几年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第二语言才是英文。在美国的德州、弗罗里达州和新墨西哥州,西班牙语的力量都非常强。另外,美国的整个社会的主流到现在为止还叫做WASP,即信仰新教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这是美国的主流,超过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五十年之内会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而且现在的变化有些微妙。有一位相当有名的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自我介绍说叫WASB,意思是白种的盎格鲁萨克逊的佛教徒(White Anglo-Saxon Buddhist)。多元倾向的出现,争议非常激烈,到底美国的文化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西方的主流文化应不应该成为大学人文学的重点,还是要多元文化。有一位伯克来大学的学者认为,你们有研究其它文明,如儒家、道家、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权利,但是美国文化就以西方文明为主,突出基督新教,在学术界反对他的人远比赞同他的人多,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虑的大问题。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大学讲人文学真正有影响力的,不是大家熟悉的精英大学,而是精英小大学,此类大学人数不超过两千。这些小大学,平常在国内很少知道,但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对素质教育、对人文学有兴趣就可能会去注意,像Swathmore Amherst、 Grinnell、Smith、Wellesley、Vassar,包括这些女校在内的类似学校大概有几十所。美国的政治的精英、企业的精英、学术的精英、媒体的精英、宗教的精英、社会运动的精英、非政府组织等等的精英当中,小大学的校友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他们的教育完全是通识教育,

因学生少,教授和学生的比例非常低。在常春藤联盟大学中只有普林斯顿大学能达到类似的比例,普林斯顿有特别教学课,一段研讨课学生的人数不超过八个人,而教授不能在课上发表演讲,但可以与学生一起平等讨论,如果让学生讨论不需要教授最好。学生讨论出了问题,教授只做“交通警察”的角色,平时教授不直接介入。八个学生如果计划好,可以要求教授开某门课,每一学生都相当独立。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一段时间,好像是陪太子读书,其在塑造人才上投资是非常大的,大学教育那么贵,就缘于这种人才的投资。

  在信息社会,对社会资本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要通过横向的沟通,特别通过对话、言谈才能具备。如果华南师范大学要发展学校动力,再多的经济资本、再多的新型建筑,这些硬件只是其中之一。学校的精神就要看系和系之间、院和院之间、系内学生和教师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教师和领导之间、整个学校和校外、学校和其它地方,横向的沟通多不多,有没有大家谈天论学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发展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些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已列入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我重复我曾经举过的例子,在印度有个地方叫勒克瑙,其周边常有种族冲突,但此地没有冲突。研究结果表明,勒克瑙有个老传统,这里的一些宗教领袖有定期在一起饮茶聊天的不成文习惯,在危机还没发生前就可以通过沟通把仇恨的根基消除掉,这是重要的机制,是无形的。我到各个大学访谈,一进门就能感觉到其社会资本如何,有些大学建筑很先进,但社会资本很薄弱,有些大学外面不太显眼,其社会资本却很厚。毫无疑问,中国教育界的领导对科技教育的措施很多,中国大学生基本的数学、统计学能力非常高,但是文化能力,我非常担忧。我们可以看整个文化中国地区,如果同印度、伊斯兰、拉美相比,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大学生价值领域较稀少。我们的领域基本在政治、经济上,其它领域没有开发出来。我到印度进行一次文明对话,参加他们的欢迎及告别宴会,在主桌上都是艺术家和学者,大使、部长、市长和其它官员都在下边。首席是印度的演奏家,他不感到受到特别的礼遇,在印度最受尊重的常是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长者。正因为如此,虽然表面看来穷,但精神资源非常丰富。像弹多弦琴的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在世界上受到那么大的尊重,基本上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文明。这个资源很厚,我们的文化能力和价值领域却显薄弱。再者,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伦理的智慧,要全面发展,就必须要对传统文化最深厚的东西继承。目前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绝大多数是西方的传统,有时还是相当肤浅的西方传统,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积淀太薄弱,而且有时成为遥远的回响。这样一来我们在培养文化能力、社会资本、伦理智慧时,力量就不够。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主体性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主体性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是动态发展的。同时主体性也代表一种深层反思的能力,这种观点对文化传统、大学教育,在塑造大学生的素质品质方面是重要的资源。但对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像五四时期那样全面深入地批判,不能批判就不能继承,我认为五四时期那批知识精英批判的力度不够,而且过分乐观。所谓不够和乐观是把传统文化阴暗面当成包袱一丢了事,事实上是丢不掉的,阴暗面在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间有相当深的积淀。要想把阴暗面清除,不可能不借助对传统文化精华的重新的诠释和重新的开发,只想从西方找来普世价值帮我们清除糟粕,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着粗暴的态度,粗暴是指像打倒偶像一样彻底摧毁,或者是愚昧地不经反思的接纳,那么对外来文明或西方的价值的引进一定是肤浅的。对我们传统文化的阴暗面进行全面的批判,可以说是继承五四、继承鲁迅、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精神,但应比他们更深刻更全面,因为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比他们严重太多。在精华的断裂和糟粕的继承愈甚的情况下进行批判,而常常糟粕和精华又是纠缠不清的,所以还要经过学术界历史的分析、哲学的分析、思想的分析,从头来理清这个路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文明引进深层的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工作非常艰巨。

  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学作为基础,素质教育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素质教育不能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慧也没有办法发展。这样教育只是变成基于科学技术对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培养,而不能进入到对才能和智慧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本文是杜维明教授2004年11月14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素质大讲坛的演讲,许雪涛根据录音整理。)

上一条:黄子平:从北大到McBeida
下一条:《中国科学报》:通识教育的“道”“术”之论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