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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从北大到McBeida

发布时间:2014-07-24 14:05:00 点击:
 

(原载于《天涯》03年05期)


 

所谓天下大势,乃“天下”成了大势也。这“天下”,即电影《英雄》里梁朝伟用硬笔书法写下的那两个字儿。用从前社论文体的修辞,叫作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不管有名无名,趁早自个儿抹了脖子才算是识得时务的豪杰。当然了,如今这“天下”的现代叫法是“全球化”。2002年初夏在南京,与哈佛教授李欧梵伉俪同游中山陵。远远看到“天下为公”那匾,李教授就说:“哈哈,全球化,孙中山先生一早就提出来了!”我仔细端详那匾,说:“这‘公’,是不是‘公司’的‘公’?”“正是!正是!‘公’的英文译法读作COM,音义同译,可称一绝。”“不妨抢注一个网址叫www.tianxia.com,这COM原就是Company的缩写嘛。”一路机锋谈笑不提。

 

  话说这“全球化”的进展,却不是我等弄文学的人嘻笑怒骂便可等闲视之。二十年前,早有弄社会学的人,找到了一个标记性术语来说明这大势之所趋:“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如何,你只要数数那里有多少家M字头快餐店便可。香港的孩子亲切地称这店为“麦记”。麦记的广告总是做得非常有创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爱斯基摩人在冰屋中围火取暖等着开晚饭,一身着白熊皮袄头戴皮帽的男子推门进来,满面笑容说:“我回来啦!”手中高举的正是印有醒目麦记标志的褐色纸袋。镜头一转,一群非洲土著围着篝火击鼓舞蹈等着开晚饭,一裸着油黑上身的男子从树丛中隐而显,右手握矛,左手高举褐色纸袋,满面笑容说:“我回来啦!”——要说明全球化如何无远弗届,这广告应为首选。

 

  “麦当劳化”指快餐店的准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及世界其他更多领域的过程。其核心为“形式理性”,由韦伯之“工具理性”变本而加厉,所触及的不光是消费品味,更影响到认知、思考和价值理念的形成与改造。社会学家列举了麦当劳化的四个最重要的要素: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即技术取胜性。有了这四项基本原则,麦记遂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终于,连“最后堡垒”的高等教育,也陷麦记准则之手,社会学家称为“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McEducation)。

 

  这一大势由西东渐,麦风浩荡。近年无论中港台,身处高校中人,无不感同身受,领略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滋味。日前听说有台湾一百四十几位教授(包括大学校长),联署“重建教育万言书”,口号是:“饶了孩子吧!”“饶了家长吧!”“饶了教师吧!”。因未看到原文,不便引用。单说香港这几年怨声载道的高等教育改革。管拨钱的机构叫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02年重金请了一位英国勋爵来考察各高校的运作,发表了一份检讨报告书。宋达能勋爵报告书的重点,即在于高校资源的调配如何“合理化”。话说香港各大学的拨款,乃以一年级新生的人头计算。这当然有不合理的地方,有许多招不到足额新生的科系,不得不降低收生标准,以维持教员的生计。“合理化”的建议,是改为按学分拨款,叫作“学分积累及转移制度”,学生可以在港大听课,也可以在科大听课,他在哪里拿了学分,拨款跟着学生走。这听着挺合理吧?那么,什么样的课能够吸引到全港大学中最多的学生来听,从而卖出最多的学分,争得最多的拨款?还用说,麦当劳式的课程也。

 

与此配套的措施当然也很多,如期刊论文评分制,教员薪酬与学科挂钩(教资会某老板的名言:“难道教地理的跟教物理的教授拿同样的薪水是合理的么?”地理与物理居然不同一理,谁有钱谁有理。)凡此等等,配合了连年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各院校真个是人仰马翻。最妙的是每年请大公司的老板为大学毕业生打分,看看产品质量是否符合雇主的期望。甚至有一条,说是大学的拨款将按照毕业生在各公司的薪酬水平来厘定。这些听来荒谬的建议居然能堂皇出台,足证麦记理念已深入制度经济学家的骨髓,浑然不觉也。最是困扰我等在中文系课徒的人者,莫过于用中文写的论文不算分或少算分了。果然城市大学法律系,有一年,同时有六位教员不获续约,其中一大猫腻即中文著作不计入学术成果,逼得他们用种族歧视的名目来上诉。高等教育以市场与功利导向挂帅,被切割为一系列固定的、可测量与可评估的程序,其产品应该是可预测的、标准化的和量化的。这些评估,“扰民”的效果大于“促进教学”。2002年,上头重金请了三位说英语的教育专家,来评估我所在中文系的研究生课程。全系教员连同研究生提早结束放暑假,急慌慌准备汇报材料,连场排练有如嫌犯串口供。最后学校怕我等操番语词不达意,请了最好的同声翻译来助阵。评估的结果是“verygood”,其实他不来会“better”。

 

  我本以为这只是香港后殖民地的怪现状。不料2002年有一学期的学术假,得以到国内的几间大学访问,与同行们聊天,方才晓得内地早与国际接轨,官衙门积疾未除,洋商场新症又添。蔡元培当年从后门赶出去的两大玩意儿(“做官”、“发财”),如今大摇大摆,从前门回来了,而且冠冕堂皇,要超英、赶美、创一流。这些年都忙什么呢?争博士点,建基地,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二桃杀三士,九品中正制,核心刊物论文数量排行榜,层出不穷。用李零的话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皆忙死。可是地里不长庄稼,光长数字。

 

  麦记的人事制度中有一条,能用机器干的活,决不用人干(非人性化)。能用临时工干的活,决不雇用长期工。我的小亲戚每年都在麦记打暑期工,有全球一致的员工手册,略加训练即可上岗,好处是汉堡包管饱,坏处是暑期过后得加紧跑步减肥。时薪若干,通常为“最低工资水平”。香港各理工科系每多内地来的“博士后”,价廉物美。北大癸未变法,真正赶上了“全球临时工时代”的来临。在一个历来主张让人“安心做高深学问”的地方,要不是有天下大势撑腰,谁敢公开说要让第一线教学人员“随时处于被解雇的危险威胁之中”,还博得阵阵掌声?

 

  那些没法量化(人文关怀?),不可预测(三年内出国际水平的成果?),又消耗资源的学科、人员及其活动,无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整个店炸掉”),或者转型。如有人建议的,把北大的文史哲转为“国际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专向老外介绍吾国国粹,而且可以办得很大,安置大批下岗讲师、副教授,又为一流大学挣得大量外汇,可用来为其他系向“世界市场”买一流教授。我想象若干年后,未名湖畔书声琅琅,国人皆操番话,说汉语的反而是那些热爱中国功夫和养生术的外国留学生了。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改革方案初稿里有一条,说是“除少数特殊学科”,新聘教授至少要有用一门外语授课的能力。“除少数特殊学科”这几个字真是可圈可点。你以为“音韵学”、“训诂学”就能幸免?当年香港科大人文学部聘人,不能用英语讲《诗经》的莫问。我带过一个硕士生是科大毕业的,她果然修过一个学期华人教授的英语《楚辞》,每次听完课回家,还得用英汉大辞典把拉丁植物名还原为香草美人。科大曾经规定,授课要用到中文参考书的,必须专门打报告申请。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生,论文题目做现代中国文学,几经折腾才批准她用中文撰写,理由:“现代”,为什么还用中文写?甘阳大段引科大丁邦新院士文章为中文学术辩护,用心良苦。谁都看得到,北大变法拿哈佛说事,其实香港科大的身影更切近。到过科大(香港十大景点之一)的人都有印象,从建筑到校风到办学理念,整个一大“麦记”嘛!

 

  从北大到McBeida,“癸未变法”只不过是在全球麦当劳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了一把,决没有当年商鞅王安石那么壮烈。大势所趋,小势已去。临时工们赶紧抢注一个网站,www.mcbeida.com,没准哪天能卖个好价钱,聊补下岗之后的无米之炊。说起“天下大势”,当年台湾有一本满好的政经杂志创刊,刊名就叫《天下》。业界都笑说创刊者果然起得好刊名,都以为歇后了“为公”二字,——就不怕人家歇后了“乌鸦一般黑”五字。什么?您不明白啥叫“歇后”?那您得数几张美钞出来,到McBeida的“国际汉语文化教学中心”去进修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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