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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

发布时间:2014-12-04 16:29:00 点击:
 

 【编者按】转载自新浪网   

    我应高全喜院长之邀来北航教书,目的就是做通识教育,这几年在北航开设的都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自己对中国教育现状有一些思考,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探寻改进它的路径。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最糟糕的领域莫过于教育。这个国家有诸多领域都不上轨道,在建立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的事业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走了很多弯路。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些挫折和弯路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没有人,没有真正能够承担起大转型这样一个天命或者说使命的人。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就跟20世纪初教育的贸然改进有关,中国教育从那个时刻走入歧途。中国的种种乱局,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就是因果关系。传统中国的教育,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缺乏技术方面的教育。但是,它有非常卓越的地方,那就是,它给这个社会能够源源不断的培养出合格的领导者,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圣贤,但是起码,他有那种上进的道德意识,有一种承担责任的公共精神,而且,他有那样一种能够管理社会、赢得其他人尊敬得的技艺。我们传统的教育,源源不断的培养出一些君子,这些君子不仅自己的人格是比较健全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够在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能够把这个国家组织的井井有条。我想,这个是中国文明在这2000年中能够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一个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人组织起来,有公共生活,共同解决问题,生产公共品。而儒家所创办的这样一套教育体系,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所以,世界上诸多文明,兴衰起落、分分合合,只有我们中国,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拓展自己,最后成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共同体。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而这个成绩跟我们背后的文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很不幸的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转型进入到一个比较深入的阶段,清末新政、清末立宪。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精英群体是犯了错误,在教育领域。中国的教育肯定要改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明明白白的,我们被西方的技术打败,所以我们一定要富国强兵,引入西方的技术教育、科学教育、工程教育,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主持改革者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增加,而是用这样一套外来的专业技术传授的体系,完全替代原来的那样一套君子养成机制。其实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是增加,把西方的这一套专业技术的教育加入到我们原来的君子养成体系中,古今融合,中西协调。如果我们沿着这样一条路走,那我相信中国的今天要好得多。

  其实,这就是“中体西用”,张之洞定的“癸卯”学制,就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走的。孩子必须要接受我们传统的经史子集教育,养成他的君子人格,这是基础。同时,他又要广泛学习西方的现代知识、技术。张之洞希望,能够养成一些既有传统君子人格、又有现代技术之装备的现代绅士群体,现代君子群体。

  但可惜,我们现代历史演变,是一浪激进过一浪,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社会领域是这样,在教育领域也同样是这样。最後的结果是,外来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传授体系,完全替代了原来的那样一个君子人格的养成体系。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过去100年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上只是传授现代的技术性知识。人格养成和文明传承这两个功能,这两个重要的教育使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基本上没有了。以前,比如说20世纪中期,它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有一定作用,比如在我们北航,讲讲革命精神,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一定动员作用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烈士,先进人物,道德挺高尚的。只不过,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没有办法持久下去。到了后来,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的教育,完全变成了技术传授教育。人、文明完全被忘记了。中国社会的几乎全部问题,都是由于教育的这一失败造成的。教育没有教人做正派的人,也没有教人认同自己的文化。

   这样的教育体系,确实需要改进,尤其是当我们经历了这100多年的挫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存在太大问题,需要改变。那么怎么改变?人们的想法很多,其中一种,就是大学推行通识教育。从10来年前,就有人倡导在高等教育中实行通识教育。但是,通识教育理念基本上都来自国外,在中国生硬地实践,比如热衷于研读西方经典。我们院最初也受到这个倾向的影响。

  我自己因为对于传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形态,更为中国化的通识教育形态。我的理想是让儒家的君子养成机制,在现代大学中多多少少地能够扎下根。所以,在跟大家讨论通识教育的理念、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我都比较坚持这一点,志勇你还记得,在写通识教育白皮书时,我就特别把这些内容加进去,比如,君子养成这样的目标加进去。

  我觉得,中国本身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文教传统,有一个十分卓越的君子养成传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大学里建立通识教育体系,完全有一个道德上义务,把我们那样一个教育传统在当下激活,让它能够养成年轻人具有中国式的完整人格。毕竟,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中国的孩子,他们都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祖父母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不同于美国人的情感模式,这也就需要中国式人格理想,予以提升。我觉得,我们把传统中国的那样一套人格养成机制引入到大学中,应该是有文化基础的。

    当然,怎么去实施?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要在现代的教育机制中实现那样一个理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想,我们高研院还是部分地找到了一些渠道,比如,我们特别强调经典研读,尤其像我们这个课程,我承担两门主要课程,一个是中国文明史,另外一个是《论语》研读,这两门课程,我确定的教学目标,《中国文明史》我是希望让孩子对于中国文明有一个温情和敬意,通过这门课程,对中国文明起码有一个积极的情感。想通过一个学期,给他一个多么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是做不到的,但起码从情感上,让他对中国文明有所亲近,有所认同。《论语》的教学,我的目的是很直接的,就是希望这些孩子有一个君子的自觉。他能做到多少,我们不能够保证,但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上完这个课的孩子,还是有一些程度不等的变化的,不管是他们的为人,还是他们的古典文字的研读能力,都有一些提升,所以还算是比较满意。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北航的通识教育的模式独具特色,或者更直接地说,具有中国文化自觉。我们应当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这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教育更化做出一定贡献。

  来源:本文为姚中秋教授在《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的小型座谈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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