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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

发布时间:2014-01-19 16:52:00 点击:
 

  【内容提要】广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多的市场机制、社会自治、改革精神。本文把广东模式置于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文化—政治框架中,对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本文分析指出,钱塘江以南中国较多保存儒家文化,这让该地区基层社会之组织化程度较高,这对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均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儒家式现代秩序”之雏形。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钱塘江以南中国 广东模式 儒家 现代秩序


  关于广东模式,学界已多有论说。一般均认为,广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上,市场机制较多发挥作用;在社会领域,民众自治有较大空间;而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改革精神。①


  本文拟从文化视角对广东形成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由于广东位于笔者正在构思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钱塘江以南中国”范围内,本文将把广东模式置于此一框架中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广东模式的真正特质,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思考广东下一步前行的应然方向。


  一、为什么谈论钱塘江以南中国


  为讨论便利,首先对中国进行一个文化地理学上的划分。


  此处之所谓文化是指儒家文化,包括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儒家价值,及这些价值所塑造的,还有维持这些价值的种种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也即儒家式秩序。


  根据晚近以来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中国可划分为三大地区: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也可包括皖南、江西等地;江南地区,也即长江下游地区;除此之外地区为广义上的北方。排除个别大城市,这三个地区中,儒家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长江下游次之,北方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当代之如此地理分布,自有历史原因。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随后,大约受北方戎狄挤压,这个中心略微向南移动,而沿东西向展开。商、周活动之中心在今西安、洛阳、济南一线,也即渭河—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文明中心在此一轴线上维持了两千多年。儒家也正形成、繁荣于这一线之东、中部。


  春秋时代,伴随着楚、吴之华夏化,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而由此向更南的文明扩展似乎更多是被动的,也即起因于战乱,这包括汉末三国、晋末之乱、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大乱,随后则是宋室南迁与蒙元征服。这些战乱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②


  在此迁移过程中,钱塘江具有特殊地位。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末大乱,江淮地域具有较高文化之士族“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③这些人在吴中,也即后世之江南长期经营,拥有深厚根基。西晋灭亡,以王导为代表、原来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此处距离建业不远,较为安全,又地域宽阔,便于开发繁殖。④于是,本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儒家化程度反而一跃成为当时最高者。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由此,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


  这种迁移具有从文化上对人口进行过滤的性质。董仲舒—汉武帝复古更化以后,儒家士君子群体逐渐扩大。他们在保持文化权威的基础上,获得社会领导地位,又在此两者基础上获得政治地位。士君子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从而构造出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家族、宗族之类血缘性的,还包括种类繁多的非血缘性组织,比如授徒、书院之类的士人社团,“乡约”之类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民间宗教组织,“水约”之类的经济互助组织。士君子依靠自己的德行、治理技艺和资源,把分散的庶民组织起来,生产和分配公共品。没有士君子,庶民是无法自行组织的。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根本贡献,也正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士君子这样一个群体。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养成士君子之目的就是治理社会,士君子就是横跨于社会、政府之间的综合性领导者。在基层社会,他们就是绅士。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讨论中国历史和社会治理问题的基本命题: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组织。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组织者是儒家士君子、绅士。因而,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血缘、地缘群体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直接由其儒家化程度所决定。


  在和平时期,儒家士君子借助于其组织技艺,比如整合和维系家族团结,可以维持较好的社会治理。到战乱时代,组织就更加重要。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组织化能力,因而具有较高资源动员、分配能力的群体,才能具有较强的自保能力,或者具有在必要时向南远距离迁徙的能力。


  这样,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所风化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由这一机制,中国的文明中心向南逐渐移动,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向南高北低。因为,具有最为强烈儒家信念的人群向南迁徙了,留存于北方的人口则是儒家润泽程度较低者。


  另一点也相当重要:在唐以前,即便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直接领导的人口迁走,但仍有部分士君子存留于此,北方社会尚有领导者,儒家文化也就还具有自我恢复能力。然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中就会出现儒家士君子之绝对匮乏。社会因此而缺乏领导者,其被战乱破坏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由此,儒家文化的内生力就会下降。或许可以说,宋室南迁达到了这一临界点。此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丧失了自我恢复能力。


  另一方面,一批又一批儒家士君子及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通常不得不迁入环境较为艰苦之地。为了生存,他们必然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组织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强化儒家文化对人群的渗透与支配程度。而且,南迁的各个人群因为均由儒家士君子领导,故均会采取以儒家化提升组织化的生存策略。这一点,在潮汕与客家民系的竞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由此整个区域会形成重儒家、重组织之习俗。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生地深化、扩展之机制。


  由此一升一降,一荣一枯,儒家文化在南北方的地理分布差距不断拉大。对于华夏文明中心转移之此一大势,钱穆先生言: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汉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心神中活跃。⑤


  钱穆先生清楚指出,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的直接制度根源是不同地区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而南、北方社会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又由儒家文化保存与发育的程度所决定。


  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演变,到明清时代,形成这样一种文化地理格局:在包括江南和钱塘江以南的广义南方,儒家价值、制度保存得较为完好,北方则较差。只是这个时期,“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特殊地位并不显明,事实上,江南似乎一直比钱塘江以南更为繁荣、富庶。


  但是,一个伏笔已经埋下:由于生存压力,这个地区人口大量出海谋生,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跨国人口、商业、资源、文化互动网络。这个网络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之维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很快,这种支持就要显示出其巨大价值。


  20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正式制度取消一切既有的自治性组织的合法性,纵向的国家权力体系向基层社会全面延伸。由此发生了一场史上空前的治理组织替代事件,这就是“改造”的含义。由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江南地区在相当程度上被改造。这个时候,钱塘江以南地区则显示出了其较高的抗压能力。


  能够解释钱塘江以南与江南差异的因素,也许就是上面所说的跨国社会网络。儒家文化支撑的较高社会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让钱塘江以南地区更为有效地抵制了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巨大压力,从而相对于江南地区,凸现出其引人注目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特征。


  二、广东改革精神之文化理解


  社会较高的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并存,尤其可以解释广东在过去三十年来的表现,比如讨论广东模式时经常被人提到的改革精神。然而,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广东官、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仅用领导人这个偶然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还是需要深入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中,理解广东的人心。


  广东三个民系,不论广府、潮汕、客家,均为北方迁移而来。故其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这三个民系的社会,也都嵌套在与南洋、美国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大约主要是这两个因素,让广东基层社会在上个世纪中期对权力控制力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力。


  比如,50年代初,广东的土改运动被北京批评为右倾保守,速度太慢。据此,北京对中共广东领导层冠以“地方主义”政治标签,予以批判。这个名词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化程度较高、也即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地方治理,尤其是地方政治生态。


  传统社会治理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政府是连续的,双方展开密切的合作,虽然也存在竞争。县及以上官员虽然是流动的,由中央政府委任;但是,基层社会存在着一批绅士,他们享有文化、社会权威,彼此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就当地共同的公共事务协商、审议。流动的政府官员要维持地方秩序,不得不与这些基层绅士合作。双方共同构成地方政治生态圈。


  20世纪中叶后,国家权力延伸到最基层——村庄,上述图景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不同地方的变化程度不等:在北方,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本来就不存在基层精英,国家权力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县及其以下的基层官员尽管主要是本地人,但他们基本上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活动的,当然他们也会为自己家人谋求私利,但不会考虑基层社会的权益,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组织化的基层社会。


  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国家控制体系当然也建立起来了,表面上看,社会治理工作完全由基层官员承担;但是,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本来较高,即便经过冲击,也依然有所保留。这个社会组织网络对主要为本地人的基层官员仍有一定的文化与社会的控制力。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对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仍有一定忠诚。由此,基层官员群体虽然身为国家官员,其心智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倾向。这样,当面临在宏大的国家目标与基层社会价值间之抉择,他们的行动就不像北方官员那样坚决地倒向国家,而会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在这样的文化气氛和社会结构中,县以上地方官员乃至更高层次的省级官员也具有类似倾向。首先,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员是从广东本地社会升迁上去的,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层官员类似。也因为这一点,当基层官员对北京的政策采取消极态度时,他们倾向于支持基层官员。在北京看来,这就是“地方主义”。


  当然,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是空降而来的,比如,来自于儒家文化较为薄弱的北方。他们与本地的社会组织网络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可能是反传统的,比如厌恶宗族制度。他们也经常是带着抑制“地方主义”的政治使命而到任的。因此,到广东之初,他们的政策主张通常比较强硬。由此必然造成他们与本地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之间的紧张。抵制是巨大而广泛的。最终,聪明的外来者通常意识到,自己的强硬政策事实上很难实施,外来者通常会缓和自己的国家立场,而部分地倒向地方主义。


  而北京所说的地方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北京发布的统一政策之保留。也就是说,广东官员对地方实情有更多体认,因而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一定灵活性。如此灵活地执行北京政策,按照今天的政治价值来说就是改革精神。而这种体认,源于广东强大的既有社会组织体系及其对官员的控制。因此,广东保存较多儒家文化,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社会源头。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而是广东的文化—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那么,改革精神又指向什么?也就是说,改革什么?


  仅就经济方面而言,改革就是改变公有体制、改变计划体制。然而,这些制度绝非传统,也是根本反儒家的。事实上,儒家所塑造的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也是以市场方式组织的。这两者就是人民习焉不察的习俗。


  至关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不是由正式的法律——也即刑律——规范的,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而礼俗的内核正是儒家价值,礼俗也是由儒家价值所塑造的绅士阐释、执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至关重要的命题: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私人产权保护必然最为完善,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因为,在这些地方,礼俗最为健全,且有较为完整的执行机制,这个机制之组织依托就是我们上面反复谈及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儒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秩序越健全,财富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越富裕。这套社会逻辑在钱塘江以南中国表现得最清晰——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尽解释。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次经典的强制制度植入。党—国体制自上而下系统实施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与中国既有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反:废除人们习惯的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废除人民习惯的市场机制,建立官员主导的命令体制。


来源: 《开放时代》 | 来源日期:2012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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