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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勇:袋鼠之国的最高法院

发布时间:2014-01-17 14:10:00 点击:
 

      “肃静,请全体起立!”


  2013年12月12日,众多同性恋者、宗教人士和媒体记者聚集在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听审,随着大法官宣布“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应由联邦议会决定”,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最终裁决,首都特区议会通过的《同性婚姻平权法案》因违反联邦法律而无效。


  这一裁决与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温莎案中的裁决正好相反。在温莎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保卫婚姻法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在法律上的结合因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而无效,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应由各州立法机关决定。但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却认为各州无权决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只有联邦议会才有最终决定权。


  在同性恋问题十分敏感的西方社会,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的这一裁决立刻使其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当然,这不是高等法院第一次受到如此关注。在高等法院100多年的历史中,无数次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高等法院总是平静地对待,并因此而不断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因为高等法院是澳洲法治的捍卫者。


  “最高的法院”由来


  199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了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有关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的纪录片,纪录片以大法官的访谈和大量听审现场为主线,穿插部分历史画面和专家访谈,展现了高等法院的日常运作和司法理念。


  纪录片的名字取名为“最高的法院”(TheHighestCourt),而非法律人习以为常的“最高法院”(SupremeCourt),原因是澳洲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机构不叫澳大利亚最高法院(SupremeCourtofAustralia),而叫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CourtofAustralia),这与澳大利亚特殊的历史有关。


  澳大利亚原属英国移民建立的英国海外属地,最初如美国独立之前一样,是一个个独立的州组成的松散的联合。每个州都是独立运转的,有各自独立的司法系统,各州最高司法机构叫SupremeCourt,但并非是终审法院,案件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


  由于澳洲与英国相距甚远,案件上诉到枢密院劳民伤财,于是各州计划建立一个跨州的法院,作为整个澳大利亚的上诉法院,从而使得各州的案件在本土能够得到最终裁决。但这个跨州法院的筹建并不顺利,从19世纪中叶开始酝酿,一直到1903年才正式建立,其中一个关键的难点就是如何处理这个跨州法院与英国枢密院的关系。


  在最初的草案中,这个跨州的法院确实叫最高法院(SupremeCourt),并且将取代英国枢密院成为终审法院,但草案一出,便引发了广泛的批评,最终不了了之。不要忘记,在1901年前,所有涉及澳大利亚各州的法律,都必须由英国帝国议会通过,帝国议会怎么可能允许剥夺枢密院的终审权。


  189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讨论成立由各州组成的澳大利亚联邦,在制定联邦宪法的过程中,这个跨州的上诉法院再次被提出,几经博弈,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这个跨州的法院不叫最高法院(SupremeCourt),而叫高等法院(HighCourt),保留继续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权利。但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可以制定法律限制这一上诉途径,同时对于涉及宪法中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案件不包括在这一上诉权中,除非得到高等法院的许可。


  在高等法院的历史上,高等法院仅许可过一次涉及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案件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即1912年殖民地制糖公司诉澳大利亚联邦总检察长案(该案涉及到《皇家委员会法案1902-1912》的合法性问题),但有趣的是,枢密院却拒绝裁决该案涉及到的宪法性争议,认为那是高等法院的事。


  也许是被枢密院的拒绝伤了心,在该案之后,高等法院再未批准其他类似案件上诉到枢密院。在1985年基尔马尼诉库克船长游轮有限公司案中,高等法院宣布它将永远不会再许可此类案件上诉到英国枢密院。


  除了涉及到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案件,其他案件无需经过高等法院的许可就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但澳洲联邦议会可以制定法律限制此类上诉。


  随着《1968年枢密院(限制上诉权)法》的生效,所有与联邦法相关的案件向枢密院上诉的大门被关闭了。随着《1975年枢密院(从高等法院上诉)法》的通过,所有经由高等法院再上诉到枢密院的道路被关闭了。1986年,英国国会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起通过了《澳大利亚法》,从各州的最高法院向枢密院上诉之路也被关闭了。


  至此,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成为澳洲名副其实的最高的法院和终审上诉法院,在1999年苏诉希尔案(该案涉及到议员的资质与选举合法性问题)中,高等法院承认了澳大利亚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面貌,认定英国是“外国势力”,但基于历史传统,它仍然叫高等法院。因此,纪录片的制作者无奈之下,取了一个正确但又颇具误导性的名字—“最高的法院”(TheHighestCourt)。


  暴风眼中的高等法院


  与政治家不同,大法官通常选择远离公众视野,就连最受人瞩目的美国最高法院,直到2009年才史无前例地集体接受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制作纪录片《最高法院》所做的采访。即便如此,被称为美国最高法院“隐士”的苏特大法官还是在采访后明确要求不得公开他的采访记录。


  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同样选择远离公共视野,但1997年9月26日,7位大法官中的5位却选择面对镜头,第一次集体向公众阐述高等法院的司法哲学和大法官的角色定位,他们这样做,与澳洲高等法院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


  1996年的维克案将澳洲高等法院推到了风口浪尖,高等法院受到来自议会和政府的猛烈抨击,大法官认为这种抨击是“粗暴的”,而批评者认为大法官的回应是“幼稚的”。这场持续一年多的争议可谓高等法院最危急的时刻。


  维克案涉及到澳洲土著居民土地上的用益权问题。澳洲土地原属于澳洲土著人,殖民者的到来不断地侵占土著人的土地,在土著人土地上建立大规模的牧场,那么土著人在这些土地上是否还享有其他的用益权?比如矿产开采权,如果与已经建立的畜牧权发生冲突,该如何协调?


  对于这些问题,成文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只能在普通法传统中来处理。澳大利亚承袭英国传统,在成文法之外,有发达的普通法传统,也就是法官通过判例建立起来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


  在1992年的马伯案中,高等法院首次承认土著人土地用益权在普通法上的存在,这项裁决是高等法院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判决之一,在受到高度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严厉的批判。


  1996年12月23日,在维克案中,高等法院以4:3判决1945年州政府授予的畜牧土地租赁权并未终止维克部落对约克角半岛面积多达3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享有用益权,但当畜牧权与用益权主张直接冲突时,畜牧权优先。


  案件的裁决立刻引发了议会和政府的持续批评,部分议会人士认为这不是法院该管的事,议会才是最高的法院,才有权决定这样的问题。更有甚者认为判决将澳洲社会推向了深渊。


  在高等法院的历史上,作出违背议会和政府意愿的判决是常有的事,在1948年工党政府主导的银行国有化法案中、在1951年冷战高潮时自由党联合政府试图取缔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法案中,高等法院都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对于政府至关重要的法案。


  依照澳大利亚的宪法传统,每当高等法院受到各种批评时,联邦检察总长都会站出来为高等法院辩护。联邦检察总长虽然属于政府组成部分,但一般会远离自己在政治上效忠的党派,从而能以积极和主动的姿态捍卫最高法院和法治的尊严,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宪法惯例。


  但在这次风波中,联邦检察总长却一反常态,拒绝为高等法院辩护,认为目前的争辩有助于确保政府的各个权力分支之间维持恰当的关系,高等法院应该自己回应舆论的批判。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布伦南对联邦检察总长的做法表示遗憾,认为联邦检察总长将自己视为政治人物,摒弃了传统的法律义务。但面对各方面持续的批评,高等法院依旧选择沉默,他们犹如处于风暴眼中,任由外面狂风暴雨,风暴中心却风平浪静。


  在另一个涉及到土著人的判决中,高等法院再次迎来舆论风暴。虽然现在澳大利亚非常尊重和保护土著人的传统与文化,在悉尼奥运会上,更是让土著文化来唱主角。但在1918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一部《土著人条例》,“以改善儿童生活为由”将土著部落的儿童从他们父母手上带走,送到保育所或白人家庭,甚至移民到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接受语言教育和公民教育,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些土著人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一位当年被强行夺走的土著孩子后来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对《土著人条例》的合宪性提出挑战。1997年7月31日,在克鲁格等诉联邦政府案中,高等法院认为1918年《土著人条例》的制定,符合当时的联邦宪法,因此并不违宪。


  “被偷走的一代”对判决表示极端的失望和愤怒,部分法律人士也表示判决或许符合宪法,但却是不公正的。判决之后,“被偷走的一代”继续在法院之外抗争,2008年2月和2009年11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先后两次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2010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代表英国政府第一次作出正式道歉。


  正是这些接二连三的有争议的判决,迫使高等法院必须选择以某种方式让公众理解高等法院和大法官的角色定位。高等法院没有选择直接针对具体案件的回应,在大法官看来,除了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法院无需再对案件作出解释。他们最终选择在纪录片中集体阐述高等法院信奉的司法哲学,以此来使民众理解高等法院的运作逻辑。


  恪守“司法节制”


  “本人将真诚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及其法定王位继承人,本人将在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的职位上为女王陛下尽心诚意地服务,本人将依法正直地对待所有人,不带任何畏惧或偏好,不带任何个人感情或恶意,愿上帝为证。”这是纪录片中所展示的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新任大法官的宣誓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高等法院所尊奉的司法哲学,那就是遵从法律、伸张正义。


  在澳大利亚的宪政体制中,国会制定法律,政府执行法律,但最终要靠高等法院裁决立法与执法是否合宪、合法。在大法官们看来,法院必须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如果法院和政府走得太近,民众的自由就将陷入危险之中。但法院也不是任由自己作出裁判,法院必须遵从宪法和联邦法律。法院是三权分立中的一权,必须恪守司法节制的美德。


  1967年,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赋予土著人公民权,但同时也意味着联邦议会可以为土著人立法。在1998年有关欣德马什岛大桥工程法案(涉及到议会是否有权针对土著人立法问题)的辩论中,虽然偏于保守的高等法院认为议会有可能依据种族事务立法权制定歧视性的法律,但最终仍然判决政府胜诉,认为议会依据宪法享有对种族事务立法的权力。大法官们认为,人民是澳大利亚联邦的主权者,人民有权制定和修改宪法,高等法院的责任只是确保宪法得到尊重和实施,并不试图修改宪法。


  2013年2月13日,澳大利亚议会下议院通过决议,承诺在两年之内修改宪法,确认土著人在澳大利亚宪法上的地位。高等法院遵从了宪法,而宪法正义问题却要留给人民来裁决。


  无论是在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中,还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大众舆论,高等法院都保持着审慎的美德,高等法院是法治的捍卫者,更是法治的践行者。首席大法官布伦南认为,法官们有时不得不作出一些极不受欢迎的裁决,遭受来自议会或政府或民众的批评,但法官必须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法官不能为了迎合公众情绪而作出讨好的判决。对判决结果可能带来的批评的顾虑,不同于引导法官作出判决的法律理由,只有判决理由才能为法官行使手中权力提供正当性。如果法官在判决理由之外,还要考虑向公众、媒体或政府证明其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法官就会倾向于作出更受欢迎的判决结果,这违背司法独立的原则,违背法官基于良心和法律独立裁判的原则,法官将成为权力和舆论的提线木偶。虽然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必然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政治争议,但法院不是靠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而是靠法律手段,法官必须独立于任何权力的干涉或舆论的影响,否则正义的天平就会难以置信地被篡夺。


  在阐明法院和法官的职责时,布伦南借用了一句拉丁文法律格言,那就是“天塌下来也要伸张正义”。


原刊:《法治周末》,201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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