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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中国教育的症结与疗效

发布时间:2013-07-29 14:57:00 点击:
 

导语: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刚刚完成一部专著《吾国教育病理》。他惯以两手写作,一手写纯理论的学术著作,如《代价 论》和《信任论》;一手写批评时事的杂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动吸烟者说》。他的新著结合了两者,既呈现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 怀。

  作为知青一代人,也夫曾做过九年知青。这段经历让他对所处的社会非常不满,青年时代就开始求解不合理现象的来源。这一追问促使也夫后来 进入学界,也铸造了他追求真知的性格。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听到有位老师半开玩笑地称也夫为“杠头”,也就是北京话所谓“较真儿”的人。既然以问 题意识为导向,他也就不在乎职称评定所依据的那些“学术八股”。也夫在访谈时明确说:“文章能否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我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伺候自己的 兴趣。生活当中自己看到些问题,求个解就很满意了。”

  在受过学术训练的读者看来,《吾国教育病理》并不太像严谨的学术著作,一些细节也未遵 守“学术规范”。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大量参考文献却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文献。《吾国教育病理》看似“四不像”,其实“功夫在诗 外”,它继承了也夫一贯“辐辏式”的治学风格。他撰写一部著作,先确定主题和子主题,然后自己找书东看西看。他无视学科界限,一方面在每个领域都不如专家 精通,另一方面在每个领地都显示出“通人”的智慧。他自称更重视写书,不重视论文,因为后者要伺候很多“八股”规矩和学界同仁的品位。

  子 曰:“述而不作”,也夫则喜欢先述后作。他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选修课,至今已经讲过三四轮。他一边教学相长,一边阅读积累。据也夫讲,出于对中国教 育的强烈不满,当初开设这门课的时候急了一点,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开始上课。其间时有事情搅扰,最后成书却费了些周折。此书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开 始,分作两大篇章。作者一边反思中国教育之痛,一边也积极考虑应对之策。为缓解高考竞争之惨烈,他开出了“分流”的药方;为保护创意天才之成长,他提出了 “放权”的建言。

  采访也夫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学者的世界不同于常人的世界,进入他们的天地要费力“爬上巨人的肩膀”。在采访中, 我尝试着将也夫引向不同方向,与其他观点产生碰撞。然而,他似乎更愿意遵循自己的逻辑,阐述中国教育当下的病理。在采访开始,我故意问他中国教育有无特别 值得肯定之处。直到访谈结束,也夫思索再三,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乏善可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批判之言吧。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郑也夫

  高中学习催生厌学和焦虑

  问:我和你这代的老师交流,不少人反映,比起你们那一代,现在的大学生读书很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会?

  答: 这似乎是现在学生的普遍特征,有中国独特的原因,也有世界共通的原因。共通的原因包括信息时代各种媒体提供的短平快资讯,使人们不愿再啃大部头的书籍。中 国独特的原因在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异化”。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个性、想象力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高中时期起步的。一个人在高中时从少年变为青 年,心智开始成熟,逐渐感知社会,并为某些事情而着迷。举例来说,曹禺写作的兴趣是在南开中学培养的,没有南开中学就没有曹禺。本该遭遇头脑风暴的阶段, 我们的孩子却整日埋头复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整整一代青少年高中时代的严重异化。比如,我们院系大都是文科生,毕业的时候大 家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我考他们几句唐诗宋词,这些学生基本不如我熟悉,除了一个学生——他后来考取了国学院的博士。这些人都受过高考的严重摧残。我说到的 诗词多数是他们学习和背诵过的,只是高考后迅速清盘了。

  问:大学教育不能扭转这种异化趋势吗?

  答: 人们在十六岁和二十岁时的冲劲儿有很大差别,扭转不了高中时候养成的学习惯性。一些人十几岁上高中,养成了学习的惯性;这种惯性不是自己琢磨,培养兴趣, 而是努力打理分数和作业。中学时期学习被逼着,到大学应该换种学习方式。而他们进了高校,又没有人指点及时转向,结果很大比重的人不能及时转向。

  除 了学习惯性,大学教师的讲课魅力也是一大问题。我们的高校里充斥着很多平庸的教师,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生不太会找自己的兴趣,因为接触的学科和信息有限。到了大学开始接触一些的时候,平庸的老师又特别多。有一些老师学术水平也还行,但是讲课内容非常八股,容易培养功利之徒,而非诱发兴趣。这些因素也导致另一批人不能很好地转向。

  问:你在北大任教多年,那里的学生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你觉得他们这批通过高考选拔上来的学生创造力如何,有没有被考试制度削弱?

  答: 从道理上说,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但很惭愧,我缺乏亲身接触。虽然我每天给本科生上课,其实跟本科生的接触并不密切。我对研究生的了解超过本科生。就我接 触研究生的印象来看,我猜想一些最优秀的本科生可能没有考上研究生,因为研究生考试本身设计就很拙劣,不然可能是另一批人被录取

  问:保送生如何呢?他们应当说压力比较小。

  答:现在保研主要看综合分排名,这种指标也很糟糕。我提出在保研前要求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根据论文质量保研。因为毕业论文比综合成绩更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研究水平,也更能看出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查找资料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考试能力。保研和考研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考多次试,后者考一次试,都不敢令人恭维。理论上老师推荐是很可靠的,如果有些老师长期同某个学生接触,应当比较了解他。可这个办法由于诚信的原因,在中国无法施行——我们面试时,看都不看推荐信。

  问:茅于轼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看到你博客上也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我想问目前的教育现状如何导致了国人的焦虑?

  答: 我们驱赶着大批学生上高中参加高考,本不应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应该以种种制度安排较早地分流。高教扩招是政治家们采取的教育政策,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令人存疑的。它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在此之下各阶层都觉得扩招符合自己家庭的利益,政治家因而可以获得各个阶层的喝彩。底层的人觉得如果不扩招,我的孩子上不了学,中上层的人也会想,我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其实扩招只是将竞争延后了。原来招生很少的时候,你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意味着 他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扩招以后你的孩子上了大学,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必须读更好的学校,或是拥有更高的学历,于是延迟了竞争。驱赶更多的人参加高考,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你要提高社会地位,比拼的是名校和高学历。由于更多人参加竞赛,虽然某些人天分很高,他们想考北大清华, 能力差一点的人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每个人学习的压力,包括尖子生,在扩招以后并没有缓解,更多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应该感到身心愉悦才对。他们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可是我们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大学,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一个孩子甚至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我们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分流制度难以实施

  问:你在《吾国教育病理》中阐述了分流的解决方案,这一思路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现实中存在哪些障碍?

  答:通过了解各国教育道路的选择,再结合中国教育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于惨烈。这形成了一个态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素质教育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解决,大家都挤公共汽车,上下车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挤永远站着,永远上不去。素质教育的谬误在于以为靠某个人或某 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改变现行教育。缓解竞争要釜底抽薪。

  德国人在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反观中国现实,我认为我们眼下由于三大障碍实行不了分流。

  首先我们办不了德国那么优秀的职业学校。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双轨制,学生多一半的时间在车间里学真本事,少一半时间在课堂上学,双轨有机结合。而我们的学生学 习三年,只在最后一个学期去实习。德国学生从第一年开始每周都是“半工半读”——两天在教室里学知识理论,三天在车间里学习实干经验。这样学出来是真本 事,就业也更有保证。读大学的人毕业找工作反而更有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德国学生进职业学院出于自愿,我们是被中考淘汰的学生才读 中等职业学校。从微观上说,我们的职校办得不好,吸引不了学生。而宏观的原因在更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学校的失败。现在社会阶层结构越来越走向金字塔形,而非中间阶层大的枣核型社会。在中间阶层较大的枣核型社会,摆脱底层地位的捷径是进入社会中层。而在金字塔社会中,因中间层的狭小,几乎不成为一条道路。而 中国基层的农村少年早看明白了,他要是变成技工,还是一个最底层的人,手艺好又有什么用?他连城市户口也没有,城市有多少福利与他不相干。所以农村孩子早 就看清楚了,他要摆脱社会底层地位,只有做比较靠上的城市白领,没有中间层可以选择。为从底层跨越到上层,他只能参加高考,进入职业学校根本没有用,除非 不得已才进入。为什么我们分不了流?农村孩子聪明,你忽悠不了人家。这第一个障碍牢牢地阻挡了我们的分流改革。

  第二个障碍就是独子国策。虽 然计划生育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结出果实是在后毛时代。比如我1950年出生,我同学家里经常有四五个孩子。那个时候,有的孩子没有潜力也没有读书兴 趣,有的孩子有潜力也有兴趣,家里因为钱包约束,就让有些孩子读书有些不读。分流便在家庭层面完成了。现在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争取读大 学,完全不考虑兴趣和潜力,甚至他自己不愿意也要施加压力读。

  我书里举了很多传统社会的例子,比如曾国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就出了一个进 士,一个秀才,剩下有的兄弟一次也不考,有的兄弟只考了一两次。曾国藩的年龄比他的二弟大九岁,他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按理说完全可以照顾弟弟们,但是有的弟弟们不愿参考了。另外像清朝的状元张謇,他在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家里做了一个选择。他家经济情况不太好,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他学习好,走了科举道 路,哥哥就不上这条道了。

  毛泽东的家庭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毛在长沙读了七年书,而他弟弟毛泽民只读过三年。毛泽东读书的费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民挣来的。毛家内部完成分流,泽民愿意理财,帮助打理家事。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也很愿意理家,不愿出去读书考科举。现在独子家庭做不了分流,家长就不干。这第二大障碍阻挡分流,极大地助长高考的激烈程度。
 问:中国很多农村家庭还是有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是不是还在延续家庭分流?

  答: 传统社会考科举不是对半开,是一两个考,多数不考。现在农村即使有两个孩子,跟那时候也不一样。科举时代,很多家庭希望最低限度支持考取一名秀才,他就可以支撑门面,如见了县官不必下跪。如朱德家庭有很多孩子,考上一个秀才就够了。我不是说回到多子女时代,我是讨论考生太多的原因。极端的独子政策激发了考 生的畸形膨胀。

  官员不需要高学历

  问:还有第三个障碍呢?

  答:中国有很漫长的科举入仕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干部聘任制改革,抛开军功和劳模,自然就又捡起这个。但是官场入门和晋升强调学历,做得都很过分,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

  科举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功能在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即哪些人有资格获得上层社会地位。一个新朝代确立秩序后,成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全靠武力给予,科举成为决定 社会地位的文化手段,而且让众人口服心服。但是考试能力与从政能力在相关性上是存疑的。明清皇帝开科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人不合适。他们甚至在短期内中止 了科举,后来不得已又恢复了。

  虽说还是考取的人当官,可官场同时引入了第二和第三力量,这就是幕僚和胥吏。在清朝每个时点上,有两万左右的 文官和百万胥吏,另有两万左右幕僚辅佐,他们三合一维持了官场运作。后两者都是职业性的,比如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我们现在没有那两股人辅佐了,都是“科举”考取的人。现在进官场一定要有学历,而且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就变得很荒诞了。

  干部学历化对社会具有很大示范效益。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恢复高考,导致很多用人单位迷信学历,展开学历军备竞赛。其实很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不需要高学历。只有政府率先完成认识,在干部升迁上不迷信高学历,企业用人也不迷信,社会上的学历军备竞赛才能逐渐降温。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发展教育。其实像任何事情一样,发展必须适度,所谓过犹不及。没有一件事情是越大越好。

  问:现在干部的高学历化的趋势很明显,如国家主席和新一届政府总理都有博士头衔。大陆之外也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政要读过博士,如基辛格和马英九。对于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是否读过某些专业的博士有帮助?

  答:拿一两个个案来说,什么样的成功人物都有。从大面积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从深层来看,别说政要,一个大科学家也未必需要博士学位。爱因斯坦等很多优秀科学家就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没有残酷的学历军备竞赛,一个物理系学生读完本科,跟随一些优秀科学家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顶尖科学家。现在一个职业的物理学家必须获得博士文凭,这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对于学术界成员,读博的成本不算太高,可是进官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22岁读完大本,是进入基层从事管理,还是继续在学校图书馆泡着,两种历练是很不相同的。提升管理能力,早点做基层公务员我认为效果更好。美国总统历届下来,有些人是学历很高,不过明显做总统不称职。威尔逊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凯恩斯的书谈巴黎和会,威尔逊作为超级大国博士总统,完全被克雷孟梭牵着走,最后缔结了一个很失败的和约,实际为二战埋下了伏笔。基辛格好吹嘘自己,重大决策是政治家履历更深厚的尼克松做出的。

  问:回头再说科举。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教育体制,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科举制的遗产?

  答:一半一半吧。文革的乌托邦试验终结以后,中国迅速选择了“科举”的老路,别的民族不一定会这么快。很多普通公民都崇尚一个能够通过教育晋升的社会,这毕竟出于深厚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延续的不算太好,因为古代科举制度的设计是非常细致的。现在高考很粗糙,而且是一种全面粗糙,比如一种低劣的手段就可 以作弊,当然这和今天的规模也有关系。

  我们现在对整个古代科举的理解,都是非常肤浅的。中国遭到西方文明冲击后,清廷在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人们就忙别的去了,学西学闹革命等等。待齐如山写作《中国的科名》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了解科举细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他把科举的细部写出来已经很难得了,同时代也没有几个人达到他的笔力。我们今天把科举已经忘得非常彻底了,很多科举时代人尽皆知的行话,已经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限制竞争与分配政策

  问:你称考试为“军备竞赛”,这是一个贬义词。美苏花了很多钱制造核武器,最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安全。所以两国领导人最后坐在一起,讨论同时削减核武器,省下造大炮的钱生产黄油。在考试的竞技领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限制竞争的措施呢?

  答:如果能裁军,肯定大家都有好处,但这只是道理上说。现实中能否裁军,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77年进大学,发现班里有些事情极其荒诞。一些年纪轻的学生非常 在乎分数,然后裹挟全班人复习一些很无聊的题目。你还必须跟着他走,否则你自己考试分数就很低。我当时说过,大家现在复习半个月迎接期末考试,最好准备三 天就考试。三天以内你爱怎么拼命都好——反正三天就完了。我觉得复习三天的考试结果跟复习十五天的结果差不多,名次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大家多付出十二天劳 动,代价大大不同。

  推而广之,在教育的早期阶段,哪怕通过很简单的考试,筛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让他们读大学就够了。复习越是复杂漫长,大家越跟着受折腾。高级人才的培养,就像选择优秀运动员,重要的是选出好苗子,而不是接受训练。学历军备竞赛上的裁军是非常必要的,可从现实中要怎么完成是个难题。

  问: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过默里(Charles Murray)写的一本关于教育问题的著作,叫《真正的教育》(Real  Education)。作者同你持有类似的主张,比如美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分流。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扩招几乎已经完成,能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 学。在默里看来,很多人不适合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因为语言能力或数学能力不过关。这些人去当个技工更合适,毕业以后挣的钱也更多。这同你的分流主张有什 么异同吗?

  答:我没读过这本书,但是听你介绍,我的主张跟他大体相似。我也觉得人的天赋能力有很大差别,有些人不适合很抽象的工作,或不能 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我骨子里不能算极右分子,可我信奉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帝王将相的版本,另外一个是科技和文化精英的版本。我不信奉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但是我信奉另一种英雄史观,修改科技、文化、制度上的创新,改变了人类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它是少数人完成的。不管帝制利弊如何, 非秦始皇一人创立,他后面有李斯、韩非,一代法家思想者。多数皇帝对社会历史是没有贡献的。

  少数人的历史观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裹挟很多人接受多年教育。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可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这些东西,应该设计良好的筛选机制,不让大家陪绑,有人去 做技工或推销员的工作。”那如何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分流呢?要让后者心平气和地接受技工、推销员等工作,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就不能太差,乃至要接近所谓精英 们。

  问:看来你主张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分流。那些英雄人物创造的财富,可以给中下层多分一些。

  答:不仅是再分配政策,第一次 分配就不必拉大差距。德国人就是这么操作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孩子在德国读博士。据她说,孩子的一些初中同学不会读大学,直接就做技工了。等她孩子读博 士的时候,人家开着奥迪找他来喝酒。德国技工的日子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虽说历史是精英创造的,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 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问:按你的思路,分流的前提需要整个社会上下层不断博弈,达成共识,利益均沾,这样才好推动。

  答:人们有强烈获胜的意愿。我今天上午看了NBA第七场决赛。那么多人看这几个人比赛,可见人类是非常乐意见到胜负分明。只是胜负的定义应该不断地置换,人类 社会的胜负应该是越来越具有象征性和荣誉性,而不应具有强烈的物质性,更不应该是通吃的。人类的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到足够规模,可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不错的日 子。即使现在做不到,几十年总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别再拿物质生活标榜自己的地位了,削弱收入差距、城乡差别,是削弱高考的基础。

  问:最后想从个体层面问个问题。假如今天有个初中学生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梦想今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人才,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答:我在我的母校作过一次演讲,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母校是北京八中,在北京也能排到前十名左右吧。我给学生们提过一个建议:“如果你自认为天分很高,就不要 跟别的同学比分数,放弃北大清华。你在高中生活里伺候自己的兴趣,开发自己的特长,考上一本就可以了。采取这样的策略,好处是培养和保持旺盛的学习动力。 在高中阶段拼足劲儿的学生,考上名校后会产生厌学情绪,他们后劲肯定没有葆有兴趣的人充足。后者在下一阶段可以轻易超过前者,翻盘进入名校或出国深造。” 当然,这个建议只适用于天分很高的学生。我觉得天赋一般的同学,认识自己的兴趣和长项,不迷信科举,走务实的道路,也将是明智的选择。

  (田方萌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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