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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计划生育,该停了

发布时间:2013-08-08 23:10:00 点击:
 

袁刚:计划生育,该停了
  
  我对人口经济应该说研究不多,谈不上是专家,但许多现象我也看到了,计划生育给我周围人带来说不尽的痛苦,深感中国人口问题潜藏着巨大深刻的危机,若不注意将遗患无穷。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觉得有必要出来呼吁一下——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应该停下来了。

  毛主席在刚解放时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人口是国家构成的最主要因素。现今我们政府处处讲要“以人为本”,古代政治思想家也反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人口不仅关系到经济,也关系到社会、伦理、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历代当政者都把人口当作资源,采取存民养民政策,人口多标志着国力强盛。战国时为了扩张本国人力资源,列国都争相采取“俫民”政策,即招揽临国百姓到本国来耕种。对本国民众则分家析户,增殖人口。人口增殖也是地方官考课的主要标准,所以说人是一切事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自古以来就如此。

  根据现代高分子遗传生物科学DNA的测定,我们现今全球人类,都是大约15、1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十几个智人的后代,虽然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但地球人口是很晚才突然快速增长的,长期以来全世界人口数量一直很少。走出非洲后,人口长期停滞在2万人到20万人之间,直到一两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才开始发展起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大概一万年的农耕,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直到盛唐,人口也不过6000万。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古代人口达到最高峰,约有4亿人。中国古代虽也有因土地兼并、人口繁衍、人多地少而造成的“流民”现象,饥寒交迫的人民不甘苦痛起而造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也有过人口压力,但历代统治者中还从来没有因为粮食不够,而要采取一种减少人口的政策,要节制生育。相反,历代的地方官,如果能够使得冶下人民安居乐业,能够使人口增长,那都是最好的政绩。

  人口数量是与经济规模关系密切,也的确受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但人本身也是资源,宋朝“不抑兼并”,放手让流民开荒,开发出了锦绣江南。“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还是有其道理的,聪明智慧的人的潜能得以发挥,是可以冲破自然环境的制约,创造出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奇迹。而相当一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都与人口稠密有关系。学术界有一种“密度”理论,认为一定的人口密度促使了各种生存需求,引发出科技发明,也带来文化繁荣。保持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和动力。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国的GDP也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但乾隆以后直到解放前一两百年,中国人口因为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战争几乎就停滞不前,民国时期人口始终停留4亿多,始终没有大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口5亿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看好新中国,就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口爆炸问题,将不会有什么前途。对此毛泽东很气愤,于1949年8月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驳斥,正是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毛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气度豪迈,出语壮哉,对“美帝”打的错误算盘,作了坚决的回击。应该说新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对于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充满信心的,认为那不在话下,国家的目标不在填饱肚皮,而是更宏远,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所以说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代,不但不推行计划生育,而且宣传人多力量大,实际上是鼓励生育。众所周知,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移植了苏联的政经体制。当时的苏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人太多,在人口政策上是大力鼓励生育,奖励生孩子,宣传英雄母亲。中国在内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人口也增加很快,很快人口数量就突破了6亿。这本来也属正常,是与世界同步,但由于走错了路采取了错误国策,农业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竟饿死了几千万人口。

  新中国成立30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执政党又何以面对治下的百姓,又如何正视历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借口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人口太多,新中国30年一切失误都可归结于此,于是,在文革后期就在全国推行了计划生育。

  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易博士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当时搞计划生育,一是迫不得已,第二也有一点必要。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状况堪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忍痛搞计划生育,恐怕社会真的承受不了人口压力要崩溃。我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当年的惨境,知道放任生育实在是不行。毛泽东改变生育方针也是忍痛割尾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不是好事情,并不像后来宣传口所说的是“甜蜜的事业”,计划生育是非常艰难和残酷的。为了节制人口,采取了非常残忍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中华民族为此又付出了惨痛巨大的代价。

  其实马寅初当年倡导计划生育,也是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且不主张强制推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戏剧性,没有想到《新人口论》又会受到追捧。他的观察和理论虽说有其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完全正确,中国的贫苦病根不在人口,而在制度、理念。

  但矫枉过正的“一胎化”政策竟强制推行了30多年,官方自吹少生了4亿人,是为世界作出了莫大贡献,但并不被世人承认。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急降至1.5以下,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侵犯人权,老百姓说干的是“缺德”事,本应是临时性的纠偏措施,如果长期搞下去,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祸是福,其实是一目了然。

  200多年前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用以解释农业社会及经济发展比较低的社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解释不了当今欧洲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现在情况是经济越发展,城市化程度越高,青年人追求享乐根本不愿生养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人口成几何数增长,相反是经济成几何数增长,人口反呈减少趋势。为此,现在的欧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都在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而忧心忡忡,在费尽心机鼓励和奖励生育,这是马尔萨斯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也是正在高速现代化、城市化的我国应该高度警觉,而需要未雨绸缪尽早提防的。

  现在我国的人口形势已非常严峻,严峻在哪里呢?未富先老,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人越来越多,青年人、孩子越来越少,中小学都面临并校的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讲,不是少生快富,而是未富先老,老而无着。对于国家来讲,是人口红利收尽后丧失发展的后劲,养老负担过重,丧失社会发展活力。计划生育已搞了30多年,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对计划生育都是怨声载道。特别是极端的一胎化政策,更是引出一系列的问题:独生子女不但娇生惯养,奋斗精神大不如前,而且成为高危人群;现在征兵已出现兵源不足,这对国防影响最大;独生子女成家后但一对夫妻要照顾4个老人,家庭结构出现畸型;有统计说我国现已有百万丧失了独生子女的双亲,这个数目还会很快增加,计划生育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据统计将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设想一下平均每个县就有一两万光棍,社会治安道德风尚还怎么维持啊!据说现在我国一年有200亿“超生费”。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做将计划生育说成为甜蜜的事业,那真是颠倒黑白。

  计划生育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不光是经济上,在政治、国防、教育、伦理等各方面都在对中国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如果说30年前出于纠偏改错救时,搞一段时间的节制生育,还有一点必要的话,那么,现在应适可而止了,若不及时调整,将使中国一错再错,再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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