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随笔

当前位置: 首页 >> 访谈随笔 >> 正文

陈鼓应:我与“台大哲学系事件”

发布时间:2013-10-23 19:52:00 点击:
 

      呼吁民主自由抨击特务政治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主席陈玲玉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是自国民党当局利用戒严实施白色恐怖高压统治20年来之首见,在会上我喊出免于自由的恐惧和恐惧的自由,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放可使众多的智慧矿产发掘出来。在当时,“言论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议题,因此主办同学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将议题限在校园墙内。
 
  我提出在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的建议。这次座谈会的纪录,先后在《台大法言》和《大学杂志》刊出,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第一次座谈会的风波刚平息,法代会的陈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民主生活在台大”。洪三雄和陈玲玉两位在言论紧缩的戒严时期,连续主办多次演讲评论时政,实乃破冰之举,在台湾的言论史上有开创之功。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我再度应邀,此外政治学界知名学者胡佛、黄默出席发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当时出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亦应邀参加。这次会上我公开支持保钓,并建议在台大校园内开辟“民主广场”,会后我将发言稿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在《大学杂志》发表(《大学杂志》是由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的一批青年讲师组成的一本支持改革开放的刊物,杨国枢时任总编辑,我是编委中的一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料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局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的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对我的论点大肆抨击(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与“鼓应”同音,以影子孤单来影射我),这篇长文在报上连载了六天,最后一天以整版篇幅刊出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反应意见,指责我支持保钓学运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国民党的机关报还将《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印了数十万小册子分发到军公教各单位,通令公职人员研读。如此,引发了舆论界一场改革与保守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议,但官方严禁校园刊物及各大报刊登主张改革的言论。
 
  《开放学生运动》和《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论战,在当局高压下终止。不久,蒋经国接见我征询国是意见。那时我憧憬的历史人物是嵇康、闻一多类型的,心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学生,就应该恪尽一个批评者的职责,因此我一开口便直陈时弊,并集中言辞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民怨。在两个钟头的会面中,我侃侃而谈,他一直聆听,不发一言,最后只说了15分钟话。事隔30多年,他的话我几乎全忘了,但他的重点是说:大陆的丢掉主要是教育的失败。他这观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所谓“少年气盛”,自以为发言激烈。其实,在他那受到过苏共思想洗礼的人看来,我只不过是个自由主义者。一席交谈,可能他早已看出我这人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往后的六七个年头里,我在台湾的论坛上兴起了不少风波,虽然历经骇浪的袭击,但终未致没顶,可能和这次的谈话有关。1972年暑期,我申请赴美探亲,获得通过。旅美期间,广泛接触留美学生,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期满回台,我的言论种下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因子。
 
  旅美激发民族思想返台引来政治风潮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民主和民族是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主轴。1972年之前,在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为我们那代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理想目标。1972年之后,民主和民族成为我终生关注的时代课题。
 
  1972年7月,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张海燕。其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我刚到圣地亚哥,留学生便邀我到加大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国记者拍摄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况,惨不忍睹,一卡车一卡车运载着被残杀的尸体,令我永生难忘!
 
  我出生在1930年代,从儿时有记忆开始,便不时听到敌机飞来前一阵阵拉起急促的紧急警报的响声,母亲慌张的面孔,拉着我和妹妹往郊区奔跑!一直等候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经常看到被敌机轰炸的民房,火势沿街燃烧,街旁巷口还陈散着被炸死伤的无辜平民。
 
  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实录,使我即刻勾起了童年时躲警报的种种记忆,民族的灾难意识油然而生!
 
  旅美的一段时间,我在东西两岸各大城市走了一个来回,所见与所闻,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台湾的时候,由于受到教育环境和舆论的影响,总把美国当成是支持正义的民主国家,我初到美国时,确有一股“朝圣”般的心情。但我亲眼所见和资讯所得的事实,却令我诧异不已!其一是现实的美国和我书本中读到的美利坚无法相对应。越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停滞,美国的经济也趋萧条———原来现实的美国是建立在对外军事扩张的基础上,霸权的作风与杰斐逊所标示的民主理念全然背道而驰。其二,我在大学受业期间,从方东美和殷海光两位老师的言行中,憧憬着学术的尊严,但到美国各大学所见学术商业化的倾向,使我颇为失望!其三,最使我不解的是,我认识到美国竟然输送大量的坦克大炮去支持全球各处的独裁政权。中南美洲出现过好些受人民欢迎的新政府,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又旋即支持军方独裁者上台;亚洲各个极权统治,美国舆论却仍称它们为“民主国家”。当然访美所见所思太多,这些只是使我开了眼界的显例而已。
 
  我原打算在美国留一段较长的日子,但国民党当局职业学生和特务布满了全美各校园,我所到之处都成为他们注视的新焦点。三个月后,我得知讯息,如果不离开美国,有关我的小报告会被越打越多,那就势必影响我和家人的团聚,于是我在忽然之间,离美返台。
 
  1972年暑假结束前我自美返台,在校园内外难免会向朋友和同学谈起美国和大陆的动态,这对讯息封闭的政局来说,自然又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我对赴美所见所闻的谈话,在台大校园内引起了同学间一场统独之争的议题。王晓波参与论战,成为我们那时代发表反帝民族主义言论的先锋。
 
  1972年12月4日,“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被国民党中央视为踩了红线,会后台湾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思潮决心采取镇压的手段,于是利用寒假期间,逮捕学生领袖钱永祥、卢正邦等人,农历元宵节(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务机关警备总部派人前来传讯王晓波和我,3名便衣人员出示一张菊字第192号传讯函,不久又来了十来个治安人员,持着搜字第0166号函件,以“叛乱嫌疑”罪名,入屋搜查。
 
  我和晓波被警总保安处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数日后,被捕学生亦相继释放。数年后我们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了的一幕捉放剧,但台湾当局无端逮捕台大师生,立即引起海外舆论哗然,3月16日《纽约时报》以“10名同情北京师生被捕”为题,报道了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的消息。接着香港《东西风》杂志连续刊登《捉放陈鼓应的风波》、《台大解聘陈鼓应》等文章,披露我们被捕时,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正门对面的书廊前面,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经宪兵部队送医院急救脱险)。暑假过后,当局勒令台大不得续聘我,并将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钓爱国运动,引来台大校园一连串的政治干预,海外留学生群起抗议,于是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喉舌《新闻天地》在年底(1973年11月4日)发表台湾当局说词《陈鼓应事件水落石出》。此后,当局禁止我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我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学校作学术演讲。
 
  撰写时论文章参加示威运动
 
  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职,将我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该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书刊,五年多的时间我不再接触尼采,但我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我的学术方向已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
 
  自1973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我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异议分子的一些文化活动和人权工作,这些岁月使我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留下了一段历史性的纪录。
 
  1976年苏庆黎主编《夏潮》杂志,我用不同的笔名写过30多篇时论性的文章,我和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夏潮》还培养了一批有时代感的青年作者,现在都已上升为各大报的主编和主笔。这份代表着台湾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在1979年1月23日遭李登辉以台北市长名义下令停刊(我手上现在还保存了一份“新一字第02727号”的文件;我还有一本《民主广场》的书,也是李登辉下令查禁的,这位白色恐怖统治的“共犯”要员,日后却摇身一变为“台湾民主先生”)。
 
  1978年冬,我参加“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一员,其时党外已有统独之分,我跟台中的黄顺兴和高雄的余登发都被视为党外的统派人物。余登发在1979年春节前被捕,我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数10名人士前往余老的家乡桥头示威抗议,此举打破当局30年戒严的禁忌。这段日子,抗争运动不断升高,当局也以“敌我矛盾”看待我们,对于党外的统派分子尤其紧盯。
 
  数年前在龙应台主持的一个晚会上遇见《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他紧握着我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告诉我这事时,余先生已年愈80,他记忆犹新,直说:“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
 
  世事难料,常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我这过河卒子,正当往前挺进的时刻,忽然传来党外友人多人被批准出境,于是我提出一家4口申请出境的试探,竟意外地获准。1973年7月,我连秋装都没携带,赴美探亲3个月,哪晓得一去难复返,当局已预计好取消我回台的签证。我只好滞留美国,并等待机会访问祖国大陆。


      舆论予以平反台大恢复教职
 
  1993年早春,忽然接到台北《中国时报》资深记者林照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有关当年台大哲学系的案情。哎哟!我真没想到“台大师生案”在经过了20载岁月,早已被人遗忘之后,经这位知名记者的调查探访,竟在2月15日我们被捕的日子以社会版整版的巨大篇幅刊出,标题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始末》。标题的右上角还写着这样醒目的副题:“台湾校园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文章的前头又有数行粗体字标出报道的重点:“20年前,台大校园爆发‘哲学系事件’,先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讲师王晓波遭警备总部逮捕,接着又发生哲学系13位助教、专兼任讲师与教授以非学术性理由被解聘,台大哲学研究所更因此被迫停止招生一年。‘哲学系事件’为台湾校园史上政治干预学术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2月18日《中国时报》还发表社论,指出该报日前“报道陈鼓应申请返台被拒的消息后,再度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滞留大陆地区人士返乡问题之重视”。接着众多“立法”委员提出联合质询。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同意我赴台探访亲友。4月22日,我夫妇两人回到了阔别14年的台北。5月16日,澄社社长黄荣村在台大钱思亮馆举办了一场为时3个小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讨论会,翌日各报均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当事人对该事件的公开说明及重新调查的要求。10月间,台大校长陈维昭主持校务会议,通过成立台大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随即由全校校务代表推举7位教授担任小组委员。专案小组经过一年半以上的查访及调阅相关文件,写了10万字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连带相关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影本)编成另一本《附册》,于1995年5月2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调查报告》的结尾,对校方提出10点建议,如建议:“台大应就本小组的调查结果,正式发布新闻稿,谴责党、政、军、特介入校园事务的不当”,“台大应勇敢面对20年前哲学系事件的伤痕,将哲学系事件写入校史”。
 
  我们终于获得了“平反”!各报也首次使用获得“平反”这一大陆的政治用语来形容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不过台湾当局却从未表态,因而我将近20年的年资都不得计算,这使得我现在退休之后还得“继续打工”。当局不支持台大校方及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平反,主要原因是我和王晓波跟现在的当权派政治理念不合有关。
 
  无论如何,我们由衷地感谢母校“迟来的正义”。陈校长又召开校务会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并在100多位校务代表中推举杨国枢为召集人处理复职事宜。恢复教职在台湾学界又是个创举,如何复职颇多周章,为了慎重其事,由全校各学院推出两名代表,共计25位委员组成“特别聘任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会议讨论和资格送审过程,终于在1997年春天,我获得恢复台大教职的通知。
 
  俗语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回到20多年前因政治因素解聘的母校,是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奇特之事。于是,我整理行装,从北大回到台大。

上一条:齐邦媛:忆钱穆先生
下一条:高全喜:夜色山河画 于氏流水席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