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力（清华法学院）：清华通识课“法律与文学”教学经验
我就接着刚才吴增定的那个来讲吧，他后面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我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吴增定讲到教《理想国》的方法，可能比我们以前所实验的那种办法，即讲一个对话之后，我们抽象出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当做题目给学生写论文的话，其实从学生的论文中根本看不出来读书的效果。但是用复述的方式，第一最基本一点他做了复习。第二在复述的过程中间他可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为教师的话，任何文本都不是第一次读，所以学生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来。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后教学相长，可能也会激活我们作为老师有时候已经忘掉的经验。
我是在清华大学给全校开了一门通识课，叫做“法律文学”，还有一门“中国法律思想史”，有些实践跟摸索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识教育这件事情开始在大学教育界提起，我的印象是从2005年开始的，到现在我们具体从事的人都应该反过头做一些反思。早上渠敬东的发言非常好，我们现在不是站在外面看这个事情，评头论足，我们现在需要跳出自己的元神之外看待这个事情。甚至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科学化式的反思或者研究。比如说今天的这样一个教学的体制，即使你博士毕业，假如教第一年的学生，你和学生的年龄差距也是十年，像我这样的老师实际上我们现在跟大学生的年龄差距是20年，尤其这几年我感觉比较明显，我和学生之间已经出现了代沟。有的时候实际上学生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是不了解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的一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的，当然我们的经历也是他们没有的，而且以后可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非常客观地去看待这些问题。对现在的学生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有些客观的评价。
第一，我自己的感觉，包括自己跟学生的接触和访谈，他们刚上学时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大学之前的教育不一样，简单说他们90后的中学和小学的教育，是大家都知道的应试教育，实际上是我们上大学之前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话，形成了心态和基本的一些学习习惯、思考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差距很大。这一点我觉得要充分地予以理解，因为学生有时候他也很矛盾，全社会都是在批判应试教育，但是全社会实际上从家长到学校也都是在进行应试教育，都在承担这些东西。刚才一位老师也提到了，学生可能并不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一种基本的求知欲，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确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那些我们曾经不需要去应付的东西。比如说这种淘汰，你大学里头教什么东西，对于学生来说他会觉得很奢侈，基本的形态就是要活下去。所以大学给出的窗口也非常短，也许刚进大学他还沉浸在高中的心态里头，但是马上到大三，不要说大四，他就马上要去进行人生另外一种搏斗，通识教育给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我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间。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大一和大二的时间，尤其是大一的第一学期。
从选我课的学生名单可以看出来，27、28个人，一半的学生是大一的学生，大四的学生会有四分之一，大四的学生其实很多，或者已经考研、保研已经定了的，他心有不甘，觉得自己的大学上得太亏了，所以他会来上一些无用的东西。大一大二的学生其实也是没有时间的，现在说一下对阅读和写作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理性地、客观地算一下学生的时间，因为我做了一些访谈，对一个像这样的课，三个学时的课，大概课外的思想按照一比三来配置，我这个课算了一下，学生在课外的时间有六个小时，他除了上课之外，写作业和读书的时间是六个小时。我现在的作法是这样子的，我会按照学生的六个小时的时间，按照他平均的阅读量去给他算阅读的时间。我认为你讲一次课给他一本参考书不标注页码，不标注他应该读哪一页哪一页，他肯定不会读，如果你告诉他需要读其中的30页，他会读，比较现实的一点可能要这样来做。马上算一下学生的阅读速度，一小时中文的阅读多少页，英文的阅读多少页，大家可以回头问一下各个学校算一下，基本上中文的阅读是20页到30页一个小时，好的学生会读到比较快点，读到50页，但是很少。英文的阅读速度，英文好的学生会一小时读到10页，再好一点的15页，一般的学生低于10页。这样子算下来之后，要比较精心地处理学生花在这个课的时间，时间很有限，尽可能把这个时间用到这个刀刃上，这一点的话呢，文本的选择就可能比较重要。
刚才两位已经讲到一些文本的选择，我大致都同意，我需要补充一点的话，可能要顾及到一个，尤其像我这样的课，法律文学并不是一个文本，我现在这个课编排的话，已经有某种梯度，这个课读的第一本书肯定是最简单的，我不会按照以前，以前因为没有这个考虑就不一样，我上次上法律文学，给的第一本阅读材料是1984，这个看下来学生还都是能读得进去的。后面会有苏格拉底的《申辩》，这个就比较难一点，然后有《局外人》，《局外人》是学生最有感触的一本书，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这基本上是前半学期。后半学期我安排了一些古希腊的戏剧和柏拉图的对话，这还是一个前后相关联的苏格拉底之死这样一个事件。这个编排是现代的这些作品比较靠前，实际上古代的放在最后，我试了一下，比我以前比如说先从古希腊悲剧开始读，对学生好一点，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确学生会有一些障碍，这样子调了以后的话，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难度的顺序来编排的话，可能会比较人性化一点等等。
李静（北航高研院）：
今天最后一个环节讨论的是比较具体的教学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不如上午的那么宏大，但是作为一线的教师，我感觉是这样的，理念再好、制度制定得再完善，其实落实到最后，这些课程还是要依托于好的老师来上，无论是多么经典的文本如果没有好的教师来上的话，其实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我觉得我们把教学的探讨放到这次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我就不分别针对每个老师说的问题来做评议了，我想总体说一下，这几位老师他们有一些非常共同的思想和观点。
首先第一点是关于通识课程的定位，或者说关于课程的设置，或者也可以说是教材的选择问题。其实我在北航上通识课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学生来问我这个问题。我给理工科的学生上过，给文科的学生也上过，他们一上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要读这些古代的，甚至是西方的经典？他们给自己前面的形容词非常地明显，一个是现代的，我是一个现代人；第二个就是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读这些老古董，甚至是西方的老古董？
我基本上对他们的回答是：在通识教育当中，当然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做老师的施教者，还是做学生的受教者，都是具体的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有自己具体的生存氛围。不过，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这个人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人，一百年的生命放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只不过就是沧海一粟。你作为一个人，你是否需要有一些可以跳脱出你具体的生存环境的一些人类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和讨论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前面几位老师其实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刚才吴老师说的，虽然是一个现代的人，但是你读《理想国》的时候就面对这样一个“正义是否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不管你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所以，在通识课程设置上，其实几位老师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尽量地要以经典阅读作为通识课的最核心的课程设置。我上学期曾听了吴增定老师一学期的课，吴老师在课上说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经典是什么？经典就在于，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所写的，但是它可以超越于几千年的历史的具体的变化，讨论的是一些人类永恒的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这个是只有经典能带给我们的。
另外，经典教育也能解决专业教育中知识碎片化的问题。专业课上的知识，只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学生所接触的问题只是宇宙人类大问题的某一个面向，某一个领域。但是经典讨论的是整全的，或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理想国》中所讨论的正义问题，是所有政经法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通识课程应该是对专业教育很必要的补充。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北航高研院目前一直比较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我们的通识课是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这是一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带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通识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是给学生一个自由的选择还是一个强制性的选择呢？大学的教育，尤其是985或者是211的学生，还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精英化的教育，这些精英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需要有一些对人类比较核心问题的思考，因此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肯定的看法的话，那么通识教育它就是不同于以前我们对公选课的理解，所以它就不应该是一种泛泛的所谓的通才教育，或者是素质教育，它应该是一种强迫性的教育。你作为未来的精英，这些东西，这些人类最核心的最具有价值的问题的讨论，你应该有所了解。我们现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通识教育不就是原来的公选课换个名字吗？换汤不换药，所以也应该让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这里面恰恰有一个逻辑的混乱，大学生他到大学是来求学的，我们预设的是他不具有教育自己的能力，因此他到大学来求学，所以我们这些教育者需要对他们有一些整体的教育的计划。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来自由地选择，你前提的预设就是他们有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有教育自我的能力，这种逻辑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未来教育出来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自由的公民，但是在他成为有理性选择，可以做出自由的理性判断之前，他一定受到的是强迫教育，《论语》里面讲要“克己复礼”，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强迫教育，一个是选课问题，另一个，我觉得在具体的教学的操作上也需要。刚才吴老师，还有赵老师也涉及到比如说作业的问题。后来我在上课时，也向几位老师学习，作业的要求就是不要求他们有更多的发挥，只是针对于你面对的这个文本去总结、分析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他在表述这个观点当中的逻辑推进，你要把这个问题在作业当中说清楚，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这恰恰能培养一种学生谦逊的美德、聆听的美德，因为如果你要是说很开放的，你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这个失去了通识教育的意义，通识教育的意义恰恰在于你要学会面对经典要有一种谦逊的态度，你要学会体会圣贤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他是怎么逻辑推进、分析这个问题的，而不是仅仅地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入的路径，但是这是强迫性的。这是第二点。
虽然通识课程是一种强制性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恰恰在教育上对通识老师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不能把通识课上成特别教条的课程。我跟赵老师在私下里聊天的时候，他就提醒我，给学生上《论语》课，绝对要警惕不要上成思想政治课，这一点其他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现在想来，比如说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其实它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什么思政课就上成那个样子了呢？并不是说它本身的义理不重要，只是说他上成了教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通识教育年会的时候，讨论了学生走出了我们的教育单位之后，面对社会，他所受到的这些教育的存活率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教条性地来给学生教授一些观点，学生很聪明，他写作业或者考试的时候按照你的观点写了，但是他走出社会面对另外一种强力的时候，他就会很轻易地抛弃所学的观点。因此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要非常节制地来控制自己对于你所教授经典的热情，我觉得应该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去教授这个经典。让学生通过仔细认真地阅读，去理解圣贤的思想，通过理性的训练让他们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这种训练才能让这些经典中的思考，成为他们真正的内心的力量，把理性思辨的能力变成自己真正的能力，变成自己真正自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需要教授通识课的老师注意的问题。
高全喜：现在北航的通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必须得算课时的时候了。通过今天这一节的讨论，尤其是刚才赵晓力老师讲得非常好，以后我们讲课，就不能简单地列几本书了，而是事先要算好，每一门课到底能实现的学生的工作量是多少，再算课时，才能真正起到让学生读书的作用。中国的通识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课占有相当大的课时，而学生可用的课时就这么多，所以以后这方面就要精算。具体教学的探讨，我们内部可能还要逐渐地进一步深入地讨论，落实到每门课。
泮伟江：我想问赵晓力老师一个问题，你讲到一个训练主义的经验，你刚才讲的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展开，我想请你讲一下你在这方面做的一些探索。
赵晓力：我们法学院的何老师去世之后，我有一年的时间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整理他的教学法。何老师教过的学生是清华法学院历史中教过的最成功的学生，这是有一些别人也能够认可的指标性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的。我以前在法学院上的课是高年级的课，何老师去了之后，我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差，才发现原来那些好学生都是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经过何老师的训练的，我原来还以为是我教出来的。我在整理何老师教育法的过程中发现，何老师给学生制定了一套非常严谨的做事的方式。阅读和写作有的时候是可以训练的，何老师的课就是这样。但依靠训练就是最终极的教育法么？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翟志勇：赵老师，您所谓的训练主义指的是什么？
赵晓力：很简单，就是要做作业，我现在上的课，一学期有十几次作业，每次作业不超过两千字，算下来的话，学生一学期可能要写两万字，但是我觉得写这两万字的效果，比让他写一个两万字的文章效果要好很多，起码他不会抄。因为学生的话，每学期最后的一个月是最忙的，所以我留作业都会在学期中，留出最后的一个月让他忙其他的课，不会跟他的其他时间冲突。
翟志勇：我想接着赵老师的话来讲，赵老师提到清华法学院已故的何美欢教授，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正好是何老师来清华的第一年，“普通法精要”课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旁听过她的“普通法精要（I）”，当时感受最深的是，平均每周50页英文的阅读量，作业用英文来写，最主要的是每一个学生的每一篇作业何老师都会认真修改，细致到语法是否正确，每位学生除了写作业，第二次上课时还要当场讲，把你这个作业讲出来。这应该就是赵老师所说的训练主义。
赵老师的发言提纲中提到何老师有一篇文章叫《理想的法学教育》，这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很好的通识教育文献，何老师所设计的法学专业教育是一个七年制的教育计划，其中前四年，除了中国法制史是跟法律直接相关的，其他全部都是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类的课程，何老师认为她的设计优于美国大学法学教育之处在于，美国法学教育对本科专业没有特殊要求，但她的方案是有针对性的安排，她的方案的前四年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通识教育模式。
何老师是法学教授，也是执业律师，并且他认为法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律师。然而，即便如此，她却非常反感和反对当下法学教育中的很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比如法律诊所、课堂上的案例分析，他认为所有这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智识技能的训练。律师所需要的智识技能不是法律实践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严格的文本训练，大量的阅读、分析、推理、论证，材料就是英美法院的判决书，培养的是学生的理性能力，这点跟刚才李静老师讲的很类似，我们大学教育最缺乏的正是智识能力的训练。
泮伟江：还有点时间，我也参加了何老师的课程，确实它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现在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学习。我补充一点，大家提得比较少的，在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整个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老师的品德，包括他的不经意的品质，其实可能跟老师教的内容相比，可能对学生的品质的培养更重要，我在上何老师那个课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何老师要求他在某一个教室，下午三点就要把作业交给他，清华法学院那个楼特别像迷宫，等我们到那个教室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分钟了，何老师扣了我们很多的分数，当时组长比我们年纪大很多，他觉得是他的问题，这个成绩可能会对最后出国产生影响，最后何老师虽然没有扣那么多分数，但还是扣了分数。他就是说作为一个律师，你在为当事人服务的时候，你要给当事人一个特别强烈的信任感，你说好三点，就绝对不会超过。说明你的品质是值得信任的，你是靠得住的，何老师他自己上课也从来不迟到。在细节方面非常注意，我觉得我们给学生上课，可能就是说刚才也谈到了言行一致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学生他都是很敏感的。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东西传染给学生。
姚中秋：刚才各位都在谈西学的、法律方面的教学，我补充一点中学方面的经验。我们跟吴增定、赵晓力有相通之处，我们的《论语》研读课程，也特别强调三个方面的训练：一个是读，一个是写，我还特别强调一点，讲。我们会让学生写作业，当初《尚书》研读的作业是让他们查阅资料，自己去写，并且让他们自己来讲。而且，讲的时候特别强调，你不能照着稿子念，必须把你自己用文字表达的东西，要口头再表达一遍，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应该说，我们的经验也证明，作业多的那个课程效果会好，作业少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当然这里面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教师的负担比较重，教学的进度比较慢，课时严重不足。因此，这种是比较奢侈的教育方式，需要充足的时间，需要老师有比较多的付出。
翟志勇：我再占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个经验，是从吴增定老师那学来的。我这学期讲《理想国》，每次上课先花二十分钟提问，把上次课讲的内容从头到尾问一遍，如果学生回答不上来，就站着，直到这个问题被其他学生回答完了。一开始学生不适应，因为他们课后根本不复习，但两三次之后效果就好多了，大部分学生课前都会复习一遍。而且提问比写作业好的一点在于，学生回答时必须抛开书本，是否真正理解了课上的内容，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严格的训练主义这个角度来讲，提问可能是写作业之外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五 通识教育之北航模式探讨
高全喜（北航高研院院长）：这一节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北航高研院所做的三年的通识教育，主要由翟志勇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包括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的经验，还有哪些困境等。
我利用主持人的机会，先谈一点背景性的情况。北航高研院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搞通识教育，这个有个背景。其实很简单，北航作为一个理工科大学，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去年是建校60年，但是校方一盘点，60年培养的大部分都是技术人才。技术人才又都是工程师人才，还不是技术领导人才，大科学家没有，政治家和社会著名人士也不多，所以他们确实感觉自己的教育缺少点什么。怀校长找我谈这个问题，说北航看来要搞点人文教育，搞点通识教育，搞点博雅教育，我们不惜花一点小钱，争取能够改变学校的校风，重塑北航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我们曾经调研过，目前各个大学都在搞实验班，各种各样，最早的有北大的元培，后来有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还有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关于这个方面的报告我们已经出版，见大家手中拿到的这本《转型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较、评估与展望》。比较而言，我感觉我们北航搞的可能是一个中庸之道，我们既不是完全的读经典，也不是完全的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那样搞模块，我们介于读经典和模块之间，把通识教育的核心放在近现代的经典著作上面，通过它们把古典与现代贯穿起来，把通识与专业衔接起来。
第三个情况呢，是因为北航的人文学科并不发达，没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传统的学科，甚至硕士点、博士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定位是文史哲入口，政经法出口，最后要分到三个专业去，读经典跟文史哲关联比较大，学生四年之后要拿到相应的社会科学的学位，这里头有一个真正的学科转型，就是学生们的专业课课程设置，还有学分等等，这里头硬约束的条件很多。最后呢，我们的老师队伍不可能像李强教授所在的北大、人大，我们自己的能够上通识教育课程的老师很少，所以我们只能请在座的几位老师，还有没有这座的，帮助我们上课。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搞了三年，现在看来还是有一点成绩，有一点经验的。但也面临一些困境。我就做这样一个铺垫，下面请志勇跟大家报告一下吧。
翟志勇（北航高研院教学副院长）：各位老师下午好，受高老师委托，介绍一下北航通识教育的情况。北航通识教育是从2010年知行文科实验班开始的，当时建这个30人的实验班并不完全为了通识教育，而是文科精英人才培养，只是培养计划一开始是从通识教育起步的。最初我们设计的是前两年通识，后两年专业，2010级和2011级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实行的，通识教育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由于自2012年起，北航文科开始以社会实验班的名义实行大类招生，高考招生时不分专业，入校后第一年统一实行通识教育和大类平台课教育，应该说2012级是北航整个文科正式搞通识教育的第一年，目前为止实行了一个学期多，无论就老师的自我感觉还是学生的反馈，应该说还算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才促使学校准备在全校推行通识教育，但暂时先从部分理工科院系试点，初步打算五年建成全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我先来说一下大文科即社会科学实验班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课程分三大部分，第一是全校公共必修课，包括英语、思政、体育、高等数学；第二是通识核心课，包括中国文明文化史、西方文明文化史、艺术史与现代艺术、中国经典研读、西方经典研读；第三是通识平台课，主要是社会科学类课程，即作为通识课，同时又是专业基础课，为将来从通识过渡到专业做些铺垫，课程包括必修的法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以及选择的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民法总论、刑法总论、心理学导论、心理学史、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事务管理。
由于2012年整个文科开始实行通识教育，30人的知行文科实验班也做了调整，知行文科实验班将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从文科生中择优录取。第二、三、四学年的课程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每名学生都会在行政管理、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中选择一个专业方向，进行专业课程学习，与此同时，学生会额外接受每学期4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些通识教育课程仍然是以经典阅读作为核心，每学期中学和西学各一门。学生额外接受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可以冲抵部分选修课学分，因此不会增加太多课程负担。也就是说，对于知行文科试验班来说，在不改变现有专业课程体系之外，附加一套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这是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模式，但由于师资有限，目前只能在一个班级中试行。
13年秋季学期将要试行的理工科院系的通识教育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反反复复开会讨论过好多次，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看秋季学期能否真正兑现了。全校通识课程分为四类，即经典研读、人文素养、社会科学、科技文明，学校成立了校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委员会，负责全校通识教育的课程建设，目前已经启动第一批30门课程建设。
以上是北航通识教育实施历程和课程体系，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北航通识教育实行三年遇到的困境。
第一，通识课与公选课的区分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确是最大的困难，全校公选课实施十多年了，无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对于公选课都有根深蒂固的认识，因此经常有老师和学生问通识课和公选课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通识课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公选课，而一些学校的通识课建设确实也是如此做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通识课将会像公选课一样，从建设的第一天就开始败坏，今天公选课中诸多的弊病，很可能迅速在通识课中出现，通识课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实际上是如何不被公选课的模式败坏。
第二，师资问题。今天大部分老师都是严格的专业科班出身，对于没有文史哲专业的北航来说，问题更为严重。讲授通识课的老师自己读书时就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如何来开设通识课程呢？如何能够从一个专业老师转换成为通识老师呢？这涉及到教师自身的通识再教育问题，也是个师资培育问题。实际上我们有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助教制度，从2010年开始通识教育时，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就一直给外聘的老师做助教，两三轮下来，我们就可以自己开课了，比如之前我们都给吴增定老师的西方经典研读课做助教，跟着吴老师读《理想国》，这学期我们就可以自己独立开课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如果北航文科年轻老师都能从做助教开始，经过几年的培育，应该能够成长出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但是现在全校通识课程推广，马上需要大量的老师，这些老师都没有经过助教这个阶段，开课质量就不是很有保证。总的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前提是师资培育问题，要先从教师的自我通识教育起步。
第三，通识课到底应该开设哪些内容？特别是当这些课程必须依托各个专业学院来开设的情况下？哪类课程可以作为通识课？这些都很难形成明确的标准，虽然我们比较认可经典研读类的课程，但不能所有的课程都是这类课程，那么其他类的通识课程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个很妥当的方案。标准定的太高，可以开出的课程数量就很有限，没法覆盖全部学生，标准定的太低，各种课程鱼目混珠，通识课程就跟公选课程没什么区别了。
第四，全校通识课路在何方？坦率地讲，目前中国大学全校通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学生太多，而能开课的教师太少。以北航为例子，北航每年本科生大约3800人，以30人一个班计算，约127个班级，如果每名学生大学四年只需要修2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那么每学期至少要开64门通识课，如果每名学生要修10学分的通识课程，则每学期至少要开设320门通识课，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一定要推行全校通识课，一个有点可行性的方案是，学校统筹，分层次建设。比如通识教育定12学分，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通识核心必修课，两门课4学分，由各学院负责建设，各个学院可以培训自己的教师或外聘师资来开设；其次是跨专业选修课，两门4学分，各院系特别是文科院系开放部分专业课程供其他院系学生选修，学院可以指定本院学生跨专业选修的课程范围，由于这些课是各院系的专业课，要求高，课程质量相对有保障；最后是通识选修课，两门4学分，由校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在全校范围内征集课程，评审通过后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由学生自主选择，就北航而言，建设100门这类课程，可以做到覆盖全部学生，而且基本可以做到小班教学。这个分层次建设方案虽然不是理想的模式，但或许是现行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最佳选择了。但有一点需要保证，就是无论是哪类课程，只要学生选了，就必须作为核心必修课。否则的话就会像公选课一样，成为学生混学分的主战场。
高全喜：志勇谈这个是北航的情况。我作为北航通识教育执行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希望可以做到一点坚守。我要守住什么呢？就是已有的文科的通识教育的东西不败坏，如果干不好就不干，我们干的这个东西要好。将来如果做不下去，做不下去没关系，我们的条件不具备，我们对各种约束条件没办法。中国好多事情，本来是好的，结果一注水，这个事情就坏了。坏是因为你注水了，而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坏的。所以，如果要我干，这些东西它是不注水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学的急功近利，咱们都知道，它什么事情都要运动式的，运动式的搞。如果负责任地说，通识课只有小班教学效果最好。现在要扩充到理工科院系，但是我们开不出那么多课来，这是最大的问题。真要进入通识教育这一块，那么大的学生量，师资问题是我感到比较难的。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丛日云：一个学期十门课，有的课还要上两到三次，你能想到学生上午下午一周都在上课，他还有各种活动，还有各种党团活动，还要谈恋爱、压马路，学生没时间读书了，这不光是北航的问题，哈佛、耶鲁我看了一下他一年是九到十门课，我们是一个学期，我们的开课量是它的一倍，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博士，清华去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清华学了四年计算机，我没学明白什么是计算机。我到耶鲁一门课我明白了什么是计算机，清华教我的都是技术，耶鲁告诉我背后的理论，它开的课很少，但是课开得精，老师要花大量的精力，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谈到的清华那位老师，那样去做，但是如果把通识课普及到全校，这个方案是无解的。
高全喜：我来解释一下你的问题，你这个观念我基本同意，你有几个假定，中国不存在在于首先我们讨论中国的大学现在目前是各个学院的行政化，你这个前提是各个学院的学政化泛化的，现在的大学是由各个学院搞，各个学院他的利益，他的学生的生源整个这一套，这个学院是大学的最基础的、最核心的东西，目前我们动不了这一块，这是一个前提，现在目前中国的大学。
丛日云：选课没有问题呀，你去学法学院的课，人家要求你法学院可以选修。
泮伟江：刚才出去茶歇的时候，也提到过，吴老师什么时候还能过来再上一次课？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些觉得比较成功的经验，包括吴增定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包括飞龙，包括李静，很多做法都已经制度化了，我也知道各位老师特别忙，有没有可能一年里面，你比如说至少合作两到三个人合作，在我们这边开一门，比如说晓力老师，你们开一门，这样既是作为我们学生的受益，还有一个师资培训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翟志勇：刚才李猛老师讲到通识课程不能分配到各个学院建设，北航教务处去年底就突然给每个学院下拨一笔经费建设全校通识课程，但这个钱一旦发到各个学院，学院就会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真正有能力和兴趣开设通识课的老师，未必能得到学院的支持，而学院推出的通识课程，又未必符合学校的要求。
另外，之前高老师有一个想法，就是将北航现有的年轻老师调动起来，建立一批通识课程师资，但这个问题首先还要过学院这一关，必须得到学院的支持，学院必须承认青年教师通识课程的工作量，否则青年教师就没有动力放弃自己的专业，投身到通识教育中。
李静：另外，我也是想说一下，我是觉得现在以我们目前的师资来说，我们分四个板块，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还是不要把它放在一起，不愿意让那些水课把我们自己比较成熟的核心课给败坏掉，我们的名誉只承担我们今年这个板块。所以那么目前师资这么有限的情况下，其实我是觉得一定要控制住推广的力度，我们身处于这样的一个理工科院校，我们不给理工科开课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自身的生存问题。但是一定是说先把那些理工科的心尖尖上的实验班，把这些课开好，能开一门就开一门就给一个实验班开，有两个老师能开课就给两个实验班开，在这些实验班上先把我们这些好课，课程质量的名誉先保证，我是觉得他们是有示范效应的，我是觉得然后通过这个再慢慢地跟学校要人事的名额，然后我们慢慢进行师资培育，培育成熟了然后再让他再去扩展给理工科实验班开课，我是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稳住自己的步伐，不能被学校的政策带着走，不然真的是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我觉得是这样。
赵晓力：其实我要说的跟李静这个意思一样，因为清华也有这样的问题。第一点，现在叫通识课，通识课这个名词只有你们有，不能让别人随便用，这个标准能确定，能保持这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开公选课，我知道北大的公选课名声是怎么败坏的，分到各个院系，他肯定会让年轻老师，肯定不会上课，或者你去上这个课吧，或者你在本系上课很不受欢迎，肯定是最差的老师去应付，这就形成恶性循环，这个一定要保住。
第二个，我给清华提过一个建议，因为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也没有判断你文科哪个课好，哪个课不好，我说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把每个人要上课的课程大纲放到学校的官方的网站上。然后的话，你要有勇气把你这个课讲什么，要怎么讲放在上面，越详细越好，我觉得这个是最能够看到水平的，所以北航你们这个课我在网上都能够查到，这个大家总还是要顾及一下自己的脸面，比如说清华它历史比较好，这个我们法学院就没有，可能知道自己那个拿不出去，我建议这样做，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这样子的话，也许会有一点点作用吧。
田飞龙：我觉得北航通识教育在刚才高老师还有志勇强调的那样严峻的情况下发展到现在其实是很不容易,也是很不错的。志勇介绍的是全校范围的通识教育困局，又要有规模层次，又要坚持通识教育的核心原理，这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大学，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大学。丛教授强调的是哈佛大学的一种板块设计模式，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也考察过该种模式，认为最大的缺陷是它本身并没有能够回答自身的红皮书里面提出的问题，未能有效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也没有解决“什么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与知识”这样一个通识教育的元命题。通过板块管理取得成功，所以哈佛的模式也在不断自我修正，甚至有越来越差的趋势，因为板块的差异依然构成了学生之间的重要差异，微薄的共同性难以与规模压力和选修压力相匹敌。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美国的另外一种模式即芝加哥模式，跟我们北航高研院始终坚持经典研读为中心的模式的核心原理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是在分门别类的多样化的板块里寻求我们的共同性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从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经典里面寻找我们共享的价值与知识源泉，比如说《理想国》，比如说《论语》，它不算什么板块，它凌驾于所有知识板块，它属于一种共同的源泉性的知识，从这里面似乎更可能寻找到“什么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与知识”这一通识教育元命题的答案。所以，其实在美国内部也存在通识教育的模式之争，到底是以经典教育为中心，还是以知识板块为中心，并未形成一种强势共识。接着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在通识教育北航模式的问题，大家可以参看《高研院简介》的第5页，实际上这样一个北航模式是一种强约束条件下的特色模式，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分的通识教育分层体系：最核心的是以培养文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知行文科实验班（30人），稍外层是以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科经典基础的文科优秀人才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实验班为（270人），最外围是面向理工科试点院系实验班的校级大通识层次，目前还在完善方案。当然，在完美的方案也不能代替有效的执行和产出。北航模式真想有竞争力的话，我们是最后以产品说话的，要使它培养的学生真正比其他人有创造力，要要在更长的教育体系里面形成核心比较优势。将来我们这些学生出来之后，真的应当是我们的创新人才和社会领导者，否则就是失败，北航模式是不成功的，不管你给理工科多少课程意义上显示了你通识教育建设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文科通识教育基本盘不仅要守住，而且要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而关于面向理工科3800人的全校通识教育的模式，因为全国都在探索，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是作为一个探索的方向。它甚至是一个所谓教育民主化时代在规模压力下的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北航没有责任，也没有负担一定要制定一个最可行的方案。我们可以有与我们之通识教育理念和条件相适应的北航模式及其成功前景，为此，作为北航通识教育一线的教师，我感到责任重大。
丛日云：你们应该研究MIT的教育模式，更和你们接近。
高全喜：好，诸位，一天的会议很紧张也很充实。刚才飞龙说的这个话有点代表我对会议予以总结的意思。总的来说，我们北航高研院的通识教育，有一点经验，但也面临很多问题。非常感谢大家莅临会议，发表高见，帮助我们诊断问题，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操心劳思。诸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便是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各位今后以各种方式继续支持我们。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原载《学海》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