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暨“新文科视域中的哲学与文化”论坛，在北航人文讲堂召开。来自首都高校和中央党校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建设发展、智能时代的哲学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转化、新文科视域中的文理交融、科学技术哲学与伦理、文化自信与当代文化构建、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哲学部乔清举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教授，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正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郭英剑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哲学系陈鹏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张耀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徐治立教授等专家出席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书记 于金龙副教授主持开幕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蔡劲松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北航高研院于金龙书记主持开幕式。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蔡劲松教授致辞
蔡劲松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正值总结“十三五”、科学谋划“十四五”的关键时期。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文科，不仅仅是新的词汇，更是新命题。新文科之“新”，应当是研究问题、研究范式、研究内涵和拔尖人才培养深化之新，是哲学社科本质的进一步凸显与学术视野拓展之新，是历史传承与时代使命融合创新之新。在理工见长高校建设发展新文科，应着眼特色优化和内涵深化，强调“特色凸显、有所不为”。一是更加突出“使命担当、支撑发展”的顶层设计。不仅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贡献理工见长高校文科智慧的责任担当，还要突出融入学校“双一流”建设、支撑学校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新文科使命，更要尊重文科“长周期”建设规律、在阶段性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上下功夫；二是更加突出“立德树人、学科育人”的核心理念，不仅强调文科的育人属性、以人才培养需求牵引学科优化发展，还要强调学科育人模式探索、促进回归于“道”而非纠缠于“术”的新文科建设与育人境界提升，更要认识到育人视域中文科、工科、理科、医工等并非相互“割裂”，应通过文科实现“互联”“渗透”。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刘大椿教授
刘大椿教授在《智能时代科技哲学新开拓的两个焦点》的报告中指出，当下科学技术哲学有了很大发展，也蕴含巨大的潜力。为此，提出两个需要我们着力培育的新的生长点：一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所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人的思维有没有可能人工化或者说被取代？人的进化是否实际可能为科学和技术所控制？当今的科技体制，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科学仍然是价值中立的吗？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都属于科技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学科新的生长点之一。二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当今讲文化，离不开科学文化。一般而言，教育和文化离不开科学，科学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这是一个新的生长点，其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是又不局限于认识论，而是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当下已经有很多学者予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有重要的发展前景。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哲学部 乔清举教授
乔清举教授在《中国生态哲学：新文科视野下哲学话语构建的一个尝试》的报告中指出，新文科的本质是创新。新作为一种状态，是创新的结果的呈现。创新的现实依据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升华。创新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底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创新的成果是问题导向的现代哲学科学学科体系。创新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现实问题，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树立中华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人类文明新话语体系，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重新定向人类文明的发展。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 周程教授
周程教授在《促进文理交融应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点》的报告中指出，新文科建设需要瞄准现实社会问题，突破现有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这意味着仅仅实现传统文科之间的综合交叉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文理交融方面多下功夫。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面对科学日益社会化和社会日益科学化的时代洪流，高等院校不能以静制动，仍以在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架构来应对信息时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更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仍以在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架构来解决即将来临的智能时代所需的人才培养问题。未来已来，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纳米材料和载人航天等前沿科技的发展，需要有一批文理复合型人才的参与。因此，促进文理交融应该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之一。
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李正风教授
李正风教授在《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建立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的报告中指出，新文科建设具有世界视野，树立人类意识。要从人类文明的走向，反思我们的文科教育和文化建设。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因为把16、17世纪发端于西欧的现代科学建制视为地域性文化的特征，长期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之中，错失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经验教训。事实上，人类社会走向知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向，因此，尽管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文化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的新文科和文化建设也要更好地顺应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文化自信不仅表现在对既往文化贡献与价值的社会认同，更要体现在创造更好地适应未来人类科技进步的新文化的信心和决心上。需要思考如何在未来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建设上，作出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新成就，这应该是增强文化自信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 郭英剑教授
郭英剑教授在《中国高校当下的通识教育：问题、挑战与出路》的报告中指出，当下中国高校通识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从学院层面上涉及较多，从学校层面上统筹全局不够，课程设置不多，要求不够具体，教育目标不够清晰，因此效果不明显，也未能发挥在本科教育中应有之作用。他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在近30年中通识教育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据此提出了解决中国高校通识教育问题的路径，首先要明确通识教育的建设目标，强调从学校层面上而不是学院层面上去顶层设计通识教育的各类课程，要对本科生接受通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包括各类课程的选择方法以及考核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建立既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特点、又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同时也对世界高校通识教育提供借鉴意义的通识教育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哲学系 陈鹏教授
陈鹏教授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化边界》的报告中指出，超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达到奇点状态,即最终成为可以自我设计、自我优化、制造出任何技术的技术,它自身成为绝对的技术主体,从而超越并支配人类智能。超级人工智能的文化风险可以被描述为“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削弱、支配甚至消灭。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非生物智能控制生物智能、人工意识取代人类意识,就会造就一个后生物学的世界。基于人类“生物-文化”系统的脆弱性、唯一性和整体性,为了确保自然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立一个统合各类智能主体的整体主体,对任何意义上的极限技术进行管控,以维持生物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均衡。这个自然人类文化系统是智能与非智能、机器与生命、理性与非理性、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均衡化进程。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耀南教授
张耀南教授在《文化构建的格式探讨》的报告中指出，比较哲学有三大格式：西化比、并置比、化西比，分别对应“汉学款中国哲学”、“国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及文化的构建，不是止步于“西化比”，也不是止步于“并置比”，而是要用力于“化西比”，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史学”“华学款中国文学”。这些“华学款”各门学科，就可以汇成一个“新文科”。前辈学者为此已经做过诸多努力。接续前辈，踵事增华，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如运用“系辞格式”这套“全值逻辑系统”，既可处理中华哲学中阴阳、彼此、有无、上下、一多、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好坏等等之关系，又可处理欧西哲学中本体-现象、实体-属性、唯物-唯心、主体-客体、唯理论-经验论等等之关系，以消化外来哲学。又如确立“直款-不款-绕款”格式，消化外来哲学；此格式原为中华文明之“操作系统”，是中华历代哲学家共同构建而成的“公共哲学框架”。再如确立“始于正的方法、中经负的方法、上达绕的方法”格式，消化外来哲学；此格式是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负的方法”为哲学之“最后顶点”等说法修正而来。
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方铭教授
方铭教授在《立足于中国文化体系建设新文科》的报告中指出，虽然新文科的观念是美国希拉姆学院首先提出的，但是教育部提出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确实是看到了中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工科、医科、农科、文科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的。一个好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改造路径，必将对中国大学教育和中国的发展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如果说在中国的大学学科结构中，工科、医科、农科这些学科存在的问题是没有适应工业、医疗、农业发展的需要，需要积极吸收世界上最前沿的工科、医科、农科教育经验，融入全球化可持续的科学技术发展潮流之中，而对于新文科建设，特别是新文科中人文学科建设而言，则应该克服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大学采用的西方文科的分科体系，回归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简而言之，就是应该建设文史哲贯通而不是文史哲分设的中国人文学科体系。从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包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培养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热爱文明、人格健全、知识丰富的一代新文科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韩星教授
韩星教授在《略论儒家的科学精神》的报告中指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揭示了中国有卓越的科学技术这个事实，这些科技成果是在儒学传统下取得的。科学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民主精神、探索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强调“君子学以致其道”，说明孔门求学明道包含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强调批判精神和独立见解。朱熹传承发展《大学》“格物致知”传统，进行了广泛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对后世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理性精神，这种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原则、规则或秩序，此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这就是天道或称天命。儒家实践理性是以天道为依据的，具有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科学是人类独立的社会活动，它是人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主要力量。科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它的自然的结果。科学本身不从属或依附于任何功利目的，不管是社会的、经济的，甚至国家的、民族的。纯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真理则超越功利进入了价值领域，这一点与儒家的求道精神相符合。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 李萍教授
李萍教授在《中华茶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建构》的报告中指出，现存的诸多中华文化传统之形成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中原地带或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萌芽、成型，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缓慢输出到边疆等非中心地带，儒道思想是如此，中医武术亦如此。唯有茶叶种植、饮茶习惯、茶文化的兴起却走了十分不同的路径。中国境内茶的栽培、贸易和饮用都起源于西南边陲、巴蜀地区，包括今日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市，其主体成员是世居的原住民或少数民族。进入汉文化中心区域之后，茶叶种植和加工精制技术得到不断改良，终至于如今茶叶种制区域扩大到20个省市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精英人士如文人、士者参与其中，改进工艺、提升品质，并且赋予饮茶活动精神欢愉和人生意义，茶事由日常生活事件（日茶淡饭）发展为重要的文化事件（茶道），中华茶文化不仅有了横向的扩大，同时也发生了纵向的层级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沈湘平教授
沈湘平教授在《应对信息超载——传统儒学的启示》的报告中指出，如何应对爆炸式的、超载的信息，是当今人们为之烦恼、焦虑的难题，甚至出现了信息超载综合症一说。传统儒家思想对我们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有着重要启示。一是“知止后定”，知道目的和归宿才有定力、发挥主体性，然后能静、安、虑、得；二是“学以致道”，“得”不在于把握多少信息，而是掌握获得信息的方法、获得最根本的道理、形成至善的境界；三是“执两用中”，扣其两端以把握极端情况，取其中道而权用；四是“君子慎独”，在独处时尤其需要自律，不在不断获得信息中消磨时光，不在复杂信息中迷茫。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魏鹏举教授
魏鹏举教授在《新文科视阈下的文化强国内涵》的报告中指出，强国是一个功能性的追求，文化是人文价值的表现，文化强国就是要实现人文价值与功能价值的融合统一。强国的指标很多是可以量化的，比如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等，但如果这些功能性的强大没有人文内涵的支撑，就可能会成为人类的威胁，这样的强大也很难被认可，也难以实现和平发展。文化的魅力和活力不仅是强大国家的内涵品质，也是强国和平发展的健康保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徐治立教授
徐治立教授在《新文科、新科技与理工高校哲学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当下中国语境中“新文科”的核心是推进“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它还蕴涵培养新时代创造光耀世界文化之中国学派文科人才的宗旨。新文科建设基本举措是“夯实基础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特别是强调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新科技革命成果为这种融合提供丰富的土壤。中国理工高校哲学发展是中国现当代哲学事业一个重要维度。其学科发展流变表明，理工高校哲学学科起源与发展具有特定社会政治文化（公共课与通识课）背景，但哲学学科发展应当以争取培养学生和学科建制为基础，遵循库恩强调的学科范式或基质的理念，同时力图显示与新科技交叉融合特色。理工高校致力于哲学渗透与普及式发展具有突出正、负作用，应当实行政治课及通识课哲学教学与哲学学科建设适度分离与关联模式，实施合适的政策措施，理性把握机遇，积极推进其哲学学科发展。
与会专家表示，面对这个日趋复杂的大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既面临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本次论坛聚焦“新文科视域中的哲学与文化”主题，对于深化新文科的认知、促进哲学与文化学科领域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该院于2010年11月成立，是学校直属的文科拔尖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实体机构。十年来，学院逐步确立了“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承续文化”的宗旨和“交叉渗透、涵育创新”的办院理念，为推进学校精品文科战略，打牢具有北航特色的人文教育及哲学社科基础，建设理工见长高校人文社科创新的学术特区和人才培养试验区，作出了积极探索和努力。“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学院实现了从探索通识教育与文科实验班教育，到促进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结合，承担哲学和文化特色学科建设、着力推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
11月15日下午，北航高研院“十四五”发展座谈会在学院哲学与文化工作坊举行，高研院蔡劲松院长、于金龙书记及学院全体教师出席会议。与会老师们畅所欲言，就学院“十四五”和学校文科群的发展建言献策，期待学院未来进一步立足高平台、高质量、高境界，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核心任务，强化内涵式发展，加强哲学与文化特色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在培育文科拔尖创新人才、促进多层次通识教育、构建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中，为加快推进学校精品文科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