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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苍凉,何处是归人 ——读《白鹿原》有感

发布日期:2013-07-11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新中国成立63年也不过是随着变革的又一个开始,当今中国社会总是出现许多许多的问题,从政治经济问题一直到道德问题,中国人总是在思考如何把这条路更好的走下去,而无可避免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20世纪初面临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外侵的西洋文化(包括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文革时代的文化断层。从清朝灭亡到共和国成立,这是一段战火纷争的年代,然而和洋鬼子的战争并不可怕,它所造成的伤害只是人口的减少和土地房屋的破坏,而对文化的破坏和对人的精神摧残却比炮火战争更后患无穷,精神文化的重建比城市的重建更是艰难千百倍,耗时也更加长久。整个中国在近代这一变革时期,白鹿原作为一个典型的缩影被呈现在读者的眼前。陈忠实先生在前言部分以巴尔扎克的一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为全书设下一个暗示性的铺垫。

白鹿原是陕西一个县上的原,比起城镇上的地方,是传统文化扎根最深的地方,但是随着清朝的灭亡、北洋军阀的折腾、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战乱一步一步加深,原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一点一点的被损害殆尽,随着白嘉轩逐渐变得缄默和朱先生的安详逝世,书中结尾的白鹿原,比起书起始时在朱先生执笔的《乡约》管理下的白鹿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主人公的一张张面孔变得模糊起来,直至消失不见。

原上老一辈的人,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三等,和少一辈的人,黑娃、白孝文、鹿兆鹏、白灵等,分别代表着深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影响的人和受到西洋文化冲击的一股势力的对峙和交融。而小说中人们的种种冲突,除了人物之间本身的性格差异外,产生这些冲突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源于这个时代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冲击。

白鹿原相当于一个已形成社会阶层的宗族自治的小社会,凡有大事一律在祠堂商讨解决。原上的村民通过几代人延续下来的礼俗进行自治,因礼俗使每个人达成一种共识,共同遵守族内的秩序,这种礼俗治理的效果有时甚至比法律统治的效果更为有效。族内有一个“腰杆太直”的族长,他不会为权势、名利或恶势力而折腰。开篇便是对白嘉轩娶了七任太太的描述,为什么他在家中没有余钱的情况下还一定要死一位娶一位呢?古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让他一定要娶到一位能诞下婴孩的妻子,这就是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冥顽不灵、万分保守的白嘉轩。这样的白嘉轩作为族长具有一定的威望,他就是来监督村民对礼俗和秩序的遵守,凡是经过族长敲锣通知大伙儿的事就相当于盖了章的有效文件一样,所以,即使是白腿乌鸦在白鹿原进行统治,经由族长敲锣通知的环节是绝不可省略的,因为他们明白村民会听族长的话,村民对族长的信任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而通常一个村的族长通常是一个严格遵守纲常道德的君子,或许他的学识并不卓越,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也正是基于族长这样的表里如一、严于律己,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依赖。

祠堂里摆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凡大事都在祠堂里商讨决定而不是另选会议室,这其实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中后人对(死者)先人敬畏的心理,每个人在先人面前凭的是良心在说话和行动,能唤起人们的羞耻心、怜悯心的是这样的肃穆环境,而不是靠富丽堂皇的装修来使人们肃然起敬、认真对待族内事务。所以,当黑娃带农协的人在搞农民运动的时候砸碎了祠堂,他砸碎的并不仅仅是祖先的牌位,而是人内心的谦卑和敬畏,而他不过是借着革命的名义——或许他根本就不明白其真正意义,因为祠堂容不下小娥的名,他便借机发泄自己的愤怒——用这样的方式来摆脱自己心中的受到屈辱的感觉。祠堂并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但它对人们的管理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保障所对人们的管理则更多的是生产和收税征丁。

祠堂也是凝聚着族人情感和力量的地方,当发生重大灾难时,天灾或人祸,许多族人死亡致使整个原的气氛低沉压抑,而族长就在这个时候在祠堂举行仪式,把亡人的姓名加入族谱,让死者安息,活着的人好好的活下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仪式和宗教仪式有类似的作用,它能带给人心灵的慰藉和安抚,人们的伤痛随着仪式的进行而排解出去。鹿子霖则急功近利,他享受的是当官的快感,所以他无法理解这些仪式做来有什么用。

朱先生虽然不是主角,但却是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所代表的是正统的儒家文化继承者,他德高望重,品格正直,备受尊敬。每当原上遇到什么问题了,白嘉轩都或田福贤都会来询问他的意见,他每次说的话不多,却都意味深长。当他死后坟墓被掘之后,头下所枕的砖头预言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和“折腾到何日为止”,这种稍带神话色彩的情节更是让人对红卫兵破坏传统文化不顾后果的行为唏嘘不已。于乱世中孑然独立、闭门在白鹿书院编著滋水县志的朱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手无缚鸡之力仍要从军抗日却被“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凉了一番炽热爱国心的朱先生,更是应承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的文人清高气质。而在朱先生死后,白嘉轩说“再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先生了”,这不仅是白嘉轩对朱先生骨气品格的高度赞扬,也是对这个纷乱世道的痛心预测。而朱先生也只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

而由朱先生制定出的《乡约》完全是按照儒家思想对百姓进行教化,它比今天的“八荣八耻”更加完善和具体,或许执行起来能达到一个更理想的效果。正如《礼记·乐记》礼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一样,《乡约》是从人性本静的根基出发,因感于外物为动,最后以“仁”的思想将人感化于天地厚德,模仿天地间的运行规则而循规蹈矩。白嘉轩对原上吸毒、赌博的人便是这样感怀他们的,对于黑娃最后知错而返亦是以一种容人之心以感之。

鹿三是这帮老顽固中的一个,虽然他只是白家的一个长工,没什么文化知识,但他心里有一把道德的刻度尺,在田小娥的事情上绝不让步,最后虽然他把小娥杀了,但他毕竟是个善良的人,小娥死后他却一直无法忘记她临死前凄厉的眼神和声嘶力竭的声音。另外,在他和白嘉轩的互动中,可以看出这是这是一段非常良好的主仆关系,和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地主与佃户的恶劣关系反向而行。地主不克扣佃户,佃户农作时不偷懒,他们都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正如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中,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每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不逾矩。

孔老夫子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田小娥是书中其中一个被描写最多的一个女性,她就是一个难养的小人和女子。她属于一种歪风邪气,把人应该加以节制的欲望激发出来,让人忘记礼义廉耻、变得道德沦丧。她先后把黑娃和白孝文从遵纪重道的轨道上拉下来,让黑娃从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变成一个流氓,让白孝文从一个继任的族长变成一个去抢舍粮、无家可归的瘾君子。田小娥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人一旦捅破了自己内心邪恶的那层薄纸,把自己被礼仪秩序所压制的各种负面的情绪放出来后,就再没有什么畏惧了,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就像大家共同遵守一个规则,只要有其中一个人破坏了那个规则,满足了自己不可言说的欲望后,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接二连三的跟着破坏规则,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由淫靡之风所遮蔽的是礼仪廉耻之心,俗话说,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幸而白鹿原还有白嘉轩、冷先生和鹿三这些个有坚定道德操守的人,坚决不让田小娥进入族谱。

可是,即使田小娥被村民所唾弃、没有进入白鹿原,但白鹿原还是从一个民风淳朴的“仁义村”变成一个鸡犬不宁、人们相互仇视的地方。这个转变是在鹿兆鹏接受了早期共产主义理想后回村向村民传播、国民革命红红火火进行的时期开始的。然而,这场革命到底革的是谁的命呢?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与商周时代的替天行道的革命已然完全不同。首先,鹿兆鹏和黑娃带领农协主导的农民运动,便有点无稽,他们以为革命道路清扫障碍为由,滥用私刑,将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敌人的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用铡刀斩死而不是交给法院审判,借革命不可阻挡的名义正当化自己的违法行为。当黑娃和革命三十六弟兄铡死不少人以后声威大振,但他们的声威是靠什么得来的,仁?义?还是信?都不是。他们靠着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被扩大化的私人怨忿,把困住人不理智、愤怒、嫉恨的闸门打开了后得到的力量,做了大家都不敢做的事。当鹿子霖被鹿兆鹏推上批斗台上时,人们被从未发生过的新鲜事的兴奋劲儿刺激混了头脑——“共产党儿子斗老子,真是睁眼不认六亲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差序格局或许就是在这样高涨的革命热情下出现了裂缝,然后,土崩瓦解。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只觉得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把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待用暴力激进的方式报复给原上的地主。革命风水轮流转,当国民革命失败后,隶属国民政府的保障所和县政府的人觉得自己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曾经被整得很惨的乡约、县长趁这个机会把从前的仇人整得生不如死。因为革命,硬生生的一个原上的人分成了两个对立面,互相敌对和仇视,相互报复。到底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到底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自己做的是什么呢?

真正忠于革命、懂得革命的人大概也只有白灵和鹿氏两兄弟了吧。可怜白灵一个坚贞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最终却被自己终其一生所追随的敬爱的党怀疑而活埋而死,不得不让人在想这到底是谁的可悲。 同样可悲还有鹿兆海,满腔热血以为自己上阵是杀倭寇保家卫国,谁知不过是被国民党骗去“相煎同类”,最后还被共产党杀了,而他却至死都以为自己杀的是小日本,这又到底是幸抑或是不幸。而黑娃摇摆不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场,年幼时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却没有深入骨髓,长大后被小娥引入歧途,先是跟随共军,后又从了国军,最后解放前又帮助共军,或许他就是那一个在变革时代心理结构被打散、心灵找不到归宿的人。一场革命,这样的小角色比比皆是,数不清的是有多少白灵,又有多少黑娃这样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向前进的,所以难免会压轧到路边的野花野草。总之,时代不断向前发展,难免会有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人做出牺牲。

陈忠实先生认为自己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封建社会解体,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迁移或者裂变?[1]《白鹿原》所包含的让人反思和思考的内容是在太多太多,读完之后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至此,我也只能选取其中几个让我印象较为深刻的地方稍稍阐发一下我的感想罢了。


[1]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载《中国文化报》,2013年03月06日

知行文科试验班2011级学生 苏畅